季卫东周文斌 [文汇讲堂]季卫东印象篇:培养具有“直升机”特质的法学人才[图]

中国的法治改革正在路上。如何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助推整体改革,百期回访嘉宾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给了一张高分的卷子。如何培育出具有“直升飞机特质”的人才,既有走出国门的“三三制”特科班的法学本土人才,又有将海外的人才引进来送出去的国际生?如何探索“风险社会的法治”、“脑神经认知与法律行为”等前沿理论并搭建国际对话的平台?归国6年是否实现初心?今日讲堂刊发回访印象篇。

季卫东:建设新型法学院要谋势不谋子

整个2月份,沙特王子索德-阿尔哈桑在上海寓所里足不出户。3月26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他和同学一起出席毕业典礼,笑逐颜开。4月2日他举办谢师宴,特意订制一份巨型蛋糕庆祝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并在白色巧克力板上印上了沙特阿拉伯的国徽和凯原法学院的院徽。

导师、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还计划着加强与他的母校沙特国王大学交流合作,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法治人才培养和共同研究也在探讨之中。   

季卫东做客文汇讲堂主讲《怎样保障司法公正》   

索德-阿尔哈桑是2013年由美国佩斯大学考入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攻读博士的。他是凯原法学院2010后实施的国际人才培养中的法学博士(SJD)外国留学生项目受惠者。2015年SJD、LLM(全英语法律课程硕士班)以及交换学生项目新招收的留学生增至39人,开设了28门英文课。

相比招收国际学生,凯原法学院派遣了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和访学,同时改革课程设置,进一步加强了比较法和国际法的授业内容。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的“三三制”法科特班,从2010年开始招收首届学员,迄今已有70余人毕业,其中有些已经暂露头角,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季卫东时常会想起2008年,他刚过50岁,从日本神户大学全职回国,作为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冠名后首任院长推动改革时的情景。在2009年,他采取“五箭齐发”的有力举措来助推这个年轻的法学院,即:创办三三制法科特班以推动法学教育改革、创办学术期刊《交大法学》、启动面向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法律硕士项目、扩大学术委员会的规模并加强其功能以及设立两个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这些举措都逐一落实并产生了示范效应和品牌效应。从2012年起,著名的QS世界大学排名榜法律学科连续五年把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列入全球百强,紧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后。套用一句时髦语言,这正是所谓“跨越式发展。”   

季卫东在日本神户大学深耕二十余年   

回望改革之路,的确令人感慨万千。在挂着中外若干著名法学家照片的徐汇校区院长办公室,季卫东看了一眼窗外的操场,年轻学子们脱了冬装在自由欢乐地跑步,他说出了五个字:谋势不谋子。    

法学教育改革的“小岗村”:少而精的三三制法科特班

如何在高校培养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精英化法治学人才,如何克服中国法学教育缺乏高层次职业培训环节的弱点,是季卫东在日本神户大学执教时就已经有所观察和思考的。他非常重视汲取日本在世纪之交推动法科大学院改革的一些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

日本政府和业界看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法律职业和法务市场的巨变趋势,所以断然推动法学教育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但是,短时间内日本高校新冒了70多家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合格率也明显提高,但却没有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测算。

几年后发现,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和司法考试合格者在规模上完全是供大于求。季卫东认为,其实,日本有关部门忽视了本国国情,在美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涉法业务都是由律师来承担,但在日本,专业分工很细,很多领域的涉法业务是由司法书士、行政书士、税理士、知识产权办理士、公司法务官等来分担的,律师的业务范围较窄,需求量受到体制的限制。

所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改革以少而精为目标,控制规模,强调质量,竭力做精品。   

廖凯原与季卫东合影   

对于季卫东上任伊始就抓法学教育改革的办院思路,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沈大明、负责教学的院长助理杨力,还有徐向华、胡加祥、李学尧等教师都积极支持,但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认为在强调科研指标的现行体制下抓人才培养是费力不讨好,采取小班上课、对话式等举措来提高教学质量会提高成本,得不偿失,还存在体制对接上的障碍,等等。

所以,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黄勇教授把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突破现行体制机制的大胆尝试称作法学教育改革的“小岗村”。

季卫东既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又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并通过暑期务虚会统一了学院领导班子的思想。校领导,特别是主管教学的印杰副校长在关键时刻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帮助。由于2010年法科毕业生就业率再次排在文科专业末位,2011年教育部开始启动法学教育改革,特别是“卓越法律人”培养教育计划,凯原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改革受到相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异议也就自然而然地销声匿迹了。

上海交大“三三制”特科班改革引起社会关注   

所谓“三三制”法科特班,即修完本科三年后就依据历年成绩积点和自愿原则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司法和涉外法务的三年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这样,学生可以接受体系化的专精授课和技能训练,必要的话还可以在此期间到海外留学获得一个外国法律硕士学位”。

2010年,本校选拔了15位,2011年再次选拔了15位,从2012年起向其他一流法学院和著名政法大学的申请者开放,来自校外的推免优质生源占大多数,显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

“三三制”法科特班的探索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和司法部的重视,还被写入了《2011年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5年,凯原法学院“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司法考试合格率达到87%,就业率达到100%,并且拉动了整体指标向上。

国内一些顶级律所把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的毕业生作为聘用首选,国外一些著名法学院也指名要招收特班学生。可见这项改革使人们对法律专业学位的认识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最优秀的本科生开始选择法律硕士的教育项目。这项改革也使凯原法学院产生了较强大的品牌效应。    

法学教育聚焦实务 人文:培养有“直升飞机式”气质的精英

优秀的生源,自然也需要严苛的培训,才能走向卓越。从2009年全职回国后,季卫东就很清楚,上海交大要培养的是国际化、领袖型的卓越法律人才。“这样的法律人才要有直升飞机那样的视野和能力,既能高高飞翔入云,纵览全局,又能直线降落到地面,明察细节。也就是说能把宏观洞察力与微观执行力结合起来。”    

季卫东为“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开了四个独创药方。   

季卫东给学生上课   

首先是“统一战线课程”。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名字,其实主要是把实体法与程序法以及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藩篱打通,让相关教师同堂上课,目的在于让学生把所学的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起来,掌握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在课程改革和教学质量提高方面,当时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王先林教授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一些来自外校的特班学生说“上这样的课程很振奋,很有收获”。凯原法学院独创的统一战线课程往往需要采取判例教学法,加强师生之间对话和讨论,并注重解决问题的技能训练。为此,学院特意配备五名教师负责实务类课程的指导,操作技能课程的比率也比教育部的规定多出5个百分点。    

由此也引出了凯原法学院的第二个药方——全国首创的“专职实务教授”的导入。季卫东告诉记者,虽然教育部的“双千计划”也有加强实务技能训练的宗旨,但大学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成效显著,但法官、检察官、律师到大学挂职大都流于形式。

偶尔来做几次讲座虽然也有其意义,但无法产生实质性效果。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决定引进专职的实务教授。经过努力,目前已经有或者即将有三位顶级的实务专家加盟凯原法学院。第一位是全球最大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的管理合伙人、国际税法专家徐景德(Winston Zee)先生,他开设的实务技能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第二位是全国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学者型大法官。他虽然长期工作在审判庭、精通实务,但学术造诣颇深、成果斐然,我们希望他能在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中也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位是优秀的检察官、具有国际视野、发表不少英文研究成果的谢杰先生。这三位分别来自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界,学识和实务经验都很杰出,相信他们将极大地提高我院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操作技能进行培训的水平,同时也能有力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凯原法学院引进专职实务教授,徐景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第三个药方是注重企业法务的教育和研究,使之成为非法本法硕的一个专攻领域。即使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季卫东认为,交大在推动“企业法务”专业化方面都是领先的。由于文化和法治环境相异,在美国和欧洲都不重视企业法务,只强调律师的培养。

在日本,企业法务很有特色,但却也不能在法学院登堂入室。季卫东利用自己在日本长期执教和生活积累的人脉资源和信誉,在到任之初就着手探索企业法务讲座的体系化、正式化以及编入正规的教学方案。

2011年初,由日本经团联支持,成立了全国首家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开设了每月一次的世界500强企业法务系列讲座,先后由朱芒、顾祝轩以及杨力等教师负责,并得到高师坤律师的鼎力支持。在闵行校区时,讲座的听众只有全日制学生,缺乏实务感觉和对企业法务的认识。

很多学生听讲座虽然觉得有意思,但并不觉得特别宝贵。很多学生是在毕业后,特别是到企业或律所后才理解到著名跨国公司法务总监的讲座的价值,往往回来寻找当时的讲课资料。

2013年学院整体搬迁到徐汇校区,讲座对外开放,听众和讲演人都更加多元化,出现了场场爆满,国内外法务总监和律师们积极互动、深入探讨的局面。凯原法学院在企业法务方面的教学尝试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主任大卫·威尔金斯教授的高度评价,也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教授带领下,学生深入阅读法学经典,特别是《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古罗马法律思想文献    

第四个药方并不新鲜,这就是通过经典讲读来加强人文教养。在地处上海这样的传统工商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学生功利性更是难免,于是,坚持开设人文课程就是平衡器,也是“直升飞机”向上冲的动力资源。为此,季卫东突破现行评价体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基础上引进不可替代性人才。

比如聘任林国基教授的目的就是带领学生深入阅读法学经典,特别是《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古罗马法律思想文献。而今是郑戈教授,他博览群书,颇有真知灼见,希望他能把凯原法学院研究生读书风气带动起来。

还有青年才俊赖俊楠、博士生曹勉之也都是读书的种子。即将引进的著名政治哲学和宪法专家高全喜教授对经典的涉猎也非常广泛,他到任后将会进一步较强法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凯原法学院还有个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读书组织——源社,是刘永沛和宾凯等老师创办的,口号是“读最好的书,灵魂向上走”,坚持了好多年。    

2011年9月,在欢迎新生的大会上,季卫东这样描述了专业技能与人文情怀之间的关系:“实务界的现实迫使法学教育在象牙塔里做道场,一直忽视了专业技能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有必要大力推动法学教育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端法律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重视探讨存在的根本原理,追求正义和价值涵意,究问正当性论证的理由,防止法学教育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人文教养的价值,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构成卓越以及创新的核心元素。

可以断言,没有人文精神作为根基,应用型专业知识和技巧就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开花结果”。这正是凯原法学院重视经典讲读、加强人文精神陶冶的理由。    

卓越法治人才的视野要国际化:引进来,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

为了培养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卓越法治人才,必须推动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引进外籍教师、派遣留学生、招收国际学生,通过这样的举措倒逼体制机制的改进。否则,中国就很难参与全球治理、很难赢得各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很难享有涉外话语权。    

国际化从何入手?2009年的班子会议上,季卫东提出交大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创办上海第一个独立自主的、面向外国学生的法学硕士(LLM)学位项目,同时加强与欧美一流法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决定后就是行动。 2010年3月,季卫东和同事徐向华、徐小冰兵开始来上海交大法学院国际化的破冰之旅。

他们住在最简朴的旅店里,十来天内连轴转地跑了美国十所著名高校——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黑斯廷大学,等等。

除了与院长、副院长以及有关学者的晤谈之外,他们还如同中国大学里那些激情的社团学生,往所到院校的墙上贴招生广告,召开学院概况说明会、与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会谈。

2010年秋天招到了8个国际学生,大多来自亚洲,第二年又招收到了更多的学生,肤色开始多起来,有的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有的来自美国。国际硕士班规定在校必须读一年,一年可以在企业或者律所实习并撰写学位论文,“比在美国拿学位更为辛苦。

”有了LLM(法学硕士班)的底气,在2012年,凯原法学院又果断地增加了SJD(法学博士班)班,目前有8至9位在读。如今,法学院内各国国旗飘扬,因为国际生已经辐射到几十个国家。2015年招到的外国留学生共有39位,前一年是35位。   

上海交大法学院在法学教育的国际化上率先开路   

沙特王子索德-阿尔哈桑是从美国佩斯大学硕士毕业后报考交大博士的。他是沙特阿拉伯内务部的年轻官员。母亲年轻时曾来过上海,因此,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来到凯原法学院后,沙特王子学习也相当勤奋,经常参加法社会学工作坊的定期活动并做过两次报告,积极听取学术讲座,已经刊发两篇英文论文,即将在中文杂志上发表一篇介绍和分析伊斯兰法律与社会文化的论文。

他还建议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学对话,2015年介绍上海交大代表团访问其母校沙特国王大学,并推动了两校之间的交流合作。

沙特国王将出席今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王储也有近期访华的预定,相信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将有进一步发展。作为唯一在中国留学三年的王室成员,相信索德-阿尔哈桑会在两国关系强化的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季卫东看来,很多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法学专业出身,因此,培养法学留学生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对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义都非同一般。    

国际化的衡量指标除了派遣本国学生出国留学访学、接受外国交换生和学位留学生等等之外,有没有外国籍教师、比率多少也很重要。凯原法学院已经聘任了两位欧洲人担任全职教师,即国际公法和人道法专业的Matthias Vanhullebus副教授和国际私法和合同法专业的Thomas Coendet特别研究员。

还有境外来自香港的徐景德(Winston Zee)教授和来自台湾的李俊明讲师。根据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刘思达等青年学者对中国九所顶级大学法学院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师资中至少获得外国一个学位的人数比率为43.

6%,仅次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居全国第二;至少在外国学术期刊发表过一篇论文的人数比率为50%,居全国第一。    

学术要走前沿:“风险社会的法治”高峰计划与“神经认知科学与司法行为”实验室

从人才谈到学术时,季卫东的语速就更快,神情也更飞扬。    

一年多以前,凯原法学院学术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风险社会的法治”作为学科发展高峰计划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个抓手拉动法学各二级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学科交叉研究,并与校内相关学院也加强了跨学科合作。为了总结前期成果,使今后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别开生面,凯原法学院最近还与上海三联书店签署了重大战略需求出版工程协议。    

要有效推动中国司法改革,要提高审判的质量和公正性,必须加强对司法行为的科学研究。目前在法学的最前沿,借助神经认知科学和先进的实验技术进行涉法涉讼行为的研究方兴未艾。早在2007年,季卫东参加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主持的东京财团关于制度和规范的跨学科大型研究项目,就注意到认知科学和博弈理论在法律领域应用的新动向;2012年上半年因校方嘱托起草文科发展路线图,也特别强调了脑神经认知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凯原法学院有三位教师(秦裕林、李学尧、林喜芬)聚焦这个方面的研究,并与其他学院的教师合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目前还在酝酿借助交大的优势成立法律行为实验室,不仅从事关于遵循规则与形成秩序的原理性研究,还试图在证据学上有所突破。   

“风险社会的法治”高峰计划实施   

高峰计划“风险社会的法治”的实施和出版工程,基于神经认知学科与法律学交叉研究的法律行为实验室的筹建,还有规划中的法政思想库、不久前揭牌的“司法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再加上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的判例研究会。

在季卫东心中,这些学科发展的举措环环相扣,可谓研究平台战略的“五朵金花”,与2009年回国那年的“五箭齐发”一样,会推动凯原法学院更上层楼,并自然而然地建设起一个网络型的法治智库。这种智库并非跟风之举,而是要搭建国际对话的平台和制度设计的百宝橱窗,加强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这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而是已经付诸实践并且初见成效的行动方案。实际上,在2012年春天访问英国时他就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达成了共同发行国际法学期刊的共识,尽管有人认为这个决定太大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在若干国际学术组织进行宣传和征稿,在亚洲编辑、全球发行的第一份法社会学英文刊物《亚洲法律与社会杂志(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终于面世。

季卫东动用自己在国际学界积累的人脉资源,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衮塔·图依布纳、罗伯特·雅各布、青木昌彦、戴维·威尔金斯、大卫·恩格尔、弗兰克·阿帕姆等以及一批各国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撰稿。

在编委会、特别是经营编辑马天赐的不懈努力下,由于稿件质量高,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份国际期刊已经被提前收入世界著名学术引文数据库SCOPUS,正在申请进入SSCI数据库。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份学术期刊在第二个年头末就已经扭亏转赢,创造了一个出版业的奇迹。这也可以说是“谋势不谋子”战略思路的一个成功范例。    

媒体将季卫东这辈人称为自清末以来的第五代法学家,海归几乎是他们共同的名片。在回国工作已经称为常态风景时,正是这批先遣队验收成果之际。国外做学术的便利条件毋庸置疑,但是回国对社会变迁有所贡献,几乎也是他们无悔的追求。

其间落差的调试则因人而异。对此,富有理性思维的季卫东坦然面对自己的入世和出世理想,“作为一介学者,用自己的知识理性推动中国法治改革软着陆。”在实践上,对法治中国以及司法改革有所推进;在理论上,探索出风险性、网络型、全球性、复杂性下的新范式,季卫东的改革年谱上始终刻着这两桩使命。   

交大校长张杰(左五)等嘉宾出席雕塑捐赠仪式   

记者出门时路经法学院一楼,再次端详底端刻有獬豸双面神院徽的雕塑,这是2014年4月廖凯原先生捐赠。一位西方美男子侧身拉着弓,但弓上并没有箭。这则雕塑意向取自《列子·纪昌学箭》,“张弓之箭,不射之射。”中国司法改革,有些力量或许并非直接来自强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