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与张闻天 王稼祥的下场 王稼祥的悲惨下场 性格决定王稼祥被边缘化的命运(解读)
核心内容:王稼祥的悲惨下场,“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王稼祥的身上非常合适。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他没有被很多声音所左右,当众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为毛泽东说话,用决定性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
“大跃进”中,在无数人为人民公社的成立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又对人民公社投了反对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又提出努力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事实上,在当时国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建议对外援助务实一点,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结果却被批为“三和一少”。
王的被整除了与他的性格有关外,更与毛杀伐决断的伟人性格有关。在毛看来,任何人,甭管曾经如何有恩于我,只要现在成了我推行政策的“绊脚石”,成了影响我统治地位的潜在危胁,成了让我感到不快的坏分子,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打击乃至摧毁,不留隐患。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旨在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这便是“遵义会议”。
这样,王稼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使得毛泽东所在一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最终,会议成功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这样说道:“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首提“毛泽东思想”——依然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对人们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关键性作用。
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 王稼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
毛泽东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 王稼祥在整风期间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延安整风开始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的他对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挥笔写文,谈起了“毛泽东思想”,是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企求毛泽东能网开一面。
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很难的。 有资格对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且有足够的地位。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于是就有了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吸收了王稼祥的提法,系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
看似重用,实则利用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带回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帮助毛泽东在与王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又一次挽救了毛泽东。
毛为了酬谢王稼祥的功劳,立即封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 从表象上看,在1938 至1941 年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就是王稼祥。
原国际派人物参在长征结束后就没人进入军委,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
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任命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成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的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之情。 但实质上,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他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
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
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 年7 月1 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毛的权势已如日中天,无人可撼动,而此时王稼祥的命运已经可想而之了。
历史的定律就是“鸟尽弓藏”,再次得到验证。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 年就结束了,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大跃进”因言招祸,被扣上“三和一少”大帽子 1958年“大跃进”时,王稼祥提醒大家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