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与张闻天 张闻天与毛泽东 王稼祥组成中央队3人团

第四,“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毛、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

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扣右倾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

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

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关于这次中革军委会上博洛争论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并据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博古曾找洛甫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呢!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摘自连载《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