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字体 【文化】胡适与郑孝胥:批他的诗 学他的字
郑孝胥,生于1860年,福建闽侯人。他与胡适,一个是晚清遗老、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旧体诗“同光体”一派的代表诗人;一个是经历过欧风美雨的青年才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旧一新,两人似乎水火不相融,但从两人的交往来看,新旧之间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批他的诗
胡适与郑孝胥很有因缘。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郑孝胥就是中国公学的校董。
1908年,中国公学高层因不尊重学生民主治校的风气,公然修改具有民主自治精神的校章,引起学生不满,导致学潮。当时,作为学生的胡适是这次学潮的积极参与者,许多大会的记录和文件的起草都出自胡适手笔。作为校董之一的郑孝胥无疑是这次学潮指向的潜在目标。这可谓两人在当时的隐形交锋。
除此之外,作为现代白话诗的倡导者,胡适与郑孝胥的诗歌理念无疑也是不同的。
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就对作诗产生了极大的兴致。而当时,统治中国诗坛的学界前辈也恰恰就是以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一派的诗人。
1910年代,留学美国的胡适开始酝酿文学革命,其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旧体诗。他曾以郑孝胥为例,指出旧体诗言之无物的弊病。1916年4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此后不久,他在给任叔永的信中再次以郑孝胥为反面教材,他说:
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戡,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
“伯严”是陈三立的字,他是陈寅恪的父亲。郑苏戡其实就是郑孝胥,“苏戡”是其字。他和陈三立都是“同光体”的代表性诗人。
1917年,回国之后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战线上多次批评郑孝胥的诗。为此,1922年胡适还系统地读了郑孝胥的《海藏楼诗》。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文白之战中,胡适向郑孝胥猛烈攻击,然而,郑孝胥似乎置若罔闻,一副老僧不闻不问的架势。这一时期的郑孝胥,曾跟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文人有过来往。1922年9月17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
有江西邵祖平字潭秋者,持子培名刺来见,自言在南京东南大学与胡先等同编《学衡》杂志,斥胡适之新文白话。
对“学衡派”文人的高论,郑孝胥也只是听听而已,对多次批判过他的胡适,他未置褒贬。
为溥仪说公道话
虽然在诗歌理念上完全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因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两人有了接触。
1923年,刚在皇宫安上电话的溥仪给胡适打了一个电话。此后不久,在庄士敦的引荐下,胡适见到了溥仪。作为溥仪的老师,郑孝胥与胡适也有了交往。1924年10月16日,胡适曾拜访郑孝胥。两天之后,郑孝胥回访胡适,可惜未遇。不过,两人真正熟悉起来,则源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事。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公然违背《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条约,将溥仪赶出皇宫,送至醇王府,派兵监禁。
对此,作为溥仪的老师,郑孝胥颇为焦急。此时的他,作为晚清遗老,只求能让溥仪自由居住,勿视其为罪人,以伤忠义之气。他寄希望于段祺瑞从中调停,希望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能允许溥仪移居东交民巷,以暂避意外危险。如此,则“实为万幸!孝胥百叩”。关于这些,郑孝胥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将溥仪赶出皇宫”这一违背法治、背叛契约的行为在当时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对此,一向重视法治与契约精神的胡适最终看不下去了。为此,胡适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了公开信。信中写道: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公开为溥仪辩护的声音,遭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革命青年的反对。但是,也让郑孝胥对胡适的印象有了改观。
1924年11月1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
弢庵来,言今日金息侯,朱聘三、胡适之入见,息侯请辞五十万,并申言自设图书馆,上嘉许之。
金息侯即金梁,与郑孝胥同为晚清遗老,他当时曾上书溥仪,建议溥仪笼络胡适,为皇上所用。这未免完全看错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胡适又岂能真正为溥仪所用?不过,当溥仪遇到危险时,胡适去看溥仪的行为,让郑孝胥对他很有好感。
学他的字
随着对彼此的了解,两人似乎都能摒弃差异,欣赏彼此的优点。
1927年,胡适从美国回来,定居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时,郑孝胥也在上海居住,两人交往颇多。这一时期,胡适曾将《白话文学史》等著作赠给郑孝胥。郑孝胥在回信中写道:
宋儒语录,出于佛氏,窃疑诸儒说理,喜用此体,如在胸,今当于文学史中求之。先生乃欲以语录之体,推行于诗文,用意雄迈,横绝一世,但使措辞妙绝,读者感动,与古何异。
这自然也赢得了胡适的尊敬。郑孝胥70大寿时,胡适还曾专门写去贺信,那是 1929年4月21日,是旧历三月十二日。
接到朋友们的寿礼之后,郑孝胥还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适之先生哂政 谢赠诗诸公 俯仰漏将尽,踽踽犹夜行。 夜行何时息,所期晦复明。 友朋颇见哀,赋诗勉艰贞。 用意虽渊默,动天如雷声。 愿君莫轻言,相忘实与名。
“莫轻言”、“相忘实与名”恐怕也是郑孝胥的处世之道。据胡适日记记载:郑孝胥生活非常规律,早睡早起,每天晚上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写一早晨的字。身体健壮,70岁时看上去还像50岁的人。
两人彼此欣赏,交往也日益密切。1930年代,胡适去北大做教授,与郑孝胥还曾吃过饭。饭局上,郑孝胥还跟胡适谈到了他的人生经历。
胡适很欣赏郑孝胥,尤其是他的字。1928年4月26日,胡适专门拜访郑孝胥,希望他能为父亲胡传题写墓碑。
应胡适邀请,郑孝胥为胡传题写了墓碑,题曰:“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之墓。胡公传及其继配冯夫人之墓。”除此之外,胡适还多次和朋友去看郑孝胥写字。最经常陪胡适去的是徐志摩。1928年5月6日,他们两人专程去看郑孝胥写字。
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时期的胡适,正在中国公学做校长。这一时期,常有学生来向他求字。对此,胡适来者不拒。梁实秋回忆,胡适还未到校,学生已经备好宣纸和研好的墨,“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胡适进屋后,在学生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中,“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
梁实秋形容胡适的字:“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革,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这一描述与“字势偏长而苍劲”的郑孝胥的字体特点颇为相像。此时的胡适,给人写字时,似乎已经开始有意模仿郑孝胥的字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许多新文学家都模仿郑孝胥的字。1940年7月21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毕树棠在其日记中曾比较罗振玉和郑孝胥的字:
郑孝胥死后,人多记念其字,罗之可记念者似应有多事,而余惟不忘其字。其书籍题跋之小字颇有小米稀饭之意味,而郑之气派则正西贡大米干饭也。徐志摩林语堂学郑均有神似处,未闻有学罗者。
胡适、徐志摩、林语堂都学过郑孝胥的字。晚年胡适在美国时,还给张充和题过字,结果张充和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曾学过郑孝胥的字。对此,胡适跟张充和说:“当初那一辈人都学郑孝胥,很潇洒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打倒以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这体现了他思想现代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却非常喜欢郑孝胥所写的字,不仅喜欢,而且模仿学习,他对郑孝胥书法的青睐,则又体现了他传统的一面。
胡适从西方习得绅士风度,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绅士与文人的复合体汇集胡适一身,这也是胡适让人着迷的地方。而作为晚清遗老,郑孝胥有他固守的诗歌理念,虽然保守但并不排斥异己。这种容忍异己的传统文人的气度也让人心生敬意。
文/林建刚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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