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怀妻子被杀 徐向前妻子被杀真相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
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
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
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
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