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理想 对话十七大代表徐本禹:理想契合集体祖国利益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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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要是不算上世界乒乓球冠军张怡宁,已有5年党龄的徐本禹就是十七大最年轻的党代表,25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这位因在贵州支教两年而当选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的

要是不算上世界乒乓球冠军张怡宁,已有5年党龄的徐本禹就是十七大最年轻的党代表,25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这位因在贵州支教两年而当选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的年轻人,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研究生生涯。结束贵州的支教之后,他又参加了一个远在津巴布韦的志愿项目,这一去又得一年。

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寒农家的徐本禹,曾经因为乐于助人而闻名校园。学校为防止他把自己的补助资金都捐出去,干脆把补助金都换成了实物。

无论多少光环在身,他似乎还是刚进大学就惹得同学哈哈大笑的那个纯朴农村孩子——徐本禹当时的自我介绍是:我来自孔繁森的家乡,我热爱劳动。在追求爱慕的女生时,他送给她的礼物是《雷锋日记》。

9月19日,从津巴布韦回国参加全国道德楷模颁奖典礼的徐本禹,在京西宾馆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对于自己当选党代表,他说“没想到”。这次颁奖发给徐本禹一套黑色西装,他说就穿着它参加十七大吧,“我也没别的好衣服了”。

草根当选得了这么多荣誉 是好事也是坏事

新京报:你知道自己当选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在国外了?

徐本禹:对,确切知道自己当选是今年6月湖北党代会的时候。我在津巴布韦的手机可以收国内的短信,学校的老师发了个信息给我,“本禹,祝贺你当选十七大代表。彭光芒。2007年6月16日”。后来听说校园网把这个消息挂出来,陆续就有同学发给我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兴奋,也没有别的了,主要是没有想到自己能当选。

新京报:为什么说没有想到,觉得自己太草根?

徐本禹:去年年底我们班党支部选心目中的十七大代表,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参考名单,好几页,上面有各人的简要介绍。我根本没有选自己,选的是一些在湖北已经有影响的人。那个时候完全没往自己身上想,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今年湖北省委组织部来考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了,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同学座谈,具体内容我不清楚。

新京报:这么年轻,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哪些特质可以当选?

徐本禹:这个倒真的没想过。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做一些我个人想做的事情,做出来的事情都是我的理想。也许我的理想恰好和集体、祖国利益结合到一起。做这些事情是自己感兴趣,我没有想太复杂,也希望别人不要想太复杂。得了这么多荣誉,压力就会很大。是好事也是坏事。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讲?

徐本禹:比如,现在会有很多媒体关注我,这可以让我可以做成一些个人力量不能做成的事情,当然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我说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新京报:我看到你每次发手机短信都会自动显示“红杜鹃爱心社”这几个字,现在公益似乎已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徐本禹:我起的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因为我没钱,也还没有开始工作。最多只能用自己的生活费给孩子们捐一点书本费学费,能量很小。但是红杜鹃爱心社是我和队友们一起做大的,现在已经可以给贵州的老师看看病,做做培训之类了,这种能量是不一样的。

贵州支教打算放弃研究生学籍,曾经感到孤独无助

新京报:你当时放弃研究生入学去贵州支教,现在想起来是否确认自己的选择有意义?

徐本禹:2002年,我就去过贵州那个狗吊岩村岩洞小学,当时待了二十多天,和另外四个同学一起。那个地方还没有通电,孩子们都是在山洞里面上课,黑板就是用两个棍子搭在岩洞上面。那些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唱国歌。那种震动是很难讲出来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走的时候我给那些孩子说,等我毕业考了研究生再过去。

后来考上了,就向学校申请保留学籍,想去贵州两年。开始学校不同意,但我就是非想去不可,就说那我不读了,把这个名额放弃掉,回来再考。我们院长不同意,和学校交涉了很久,最后才特批了,也是学校第一次。开始以为自己真的要失去这个学籍,当然很可惜,但是怎么办呢?如果有些事情是你一定想做的,只能放弃另外一些。

新京报:但是后来你成为了公众人物,会不会对以后的生活选择造成一些影响?

徐本禹:网上那个帖子把我的经历贴出来的时候,我已在贵州待了一年,发帖的人是我们学校宣传部的老师。我当时感觉非常无助,就给学校团委的老师连续写了三封信,学校觉得我大概压力太大,就委托了两个老师过来看我,因为他们担心我心理上病了。

过来的途中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他们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去,当时就是想解决40个学生的学费问题,没想到影响这么大。帖子发出来大概一个多月,很多短信就过来了。接着就有媒体过来采访,第一个过来采访的媒体是《新京报》。

新京报:为什么说当时支教觉得“无助”呢?

徐本禹:太孤独。孤独极了。那个学校不通公路,只有一个两米宽的小路,从贵阳坐车到县城,然后从县城坐车五个小时到镇上,全是泥石路,往下就没有车了,只能坐三轮车,开18公里。出去只能是周末,还只能找赶集的时候,不然没有车可以搭。没有电,没课的时候就只能看看英语书。最开始别人说话你也听不懂,你说话别人听不懂,太孤独了,周末想想眼泪都下来了。

新京报:在贵州那边生活怎样?

徐本禹:最开始半年,我一分钱没有,靠的是在大学的国家奖学金,后来我撑不住了,参加了一个湖北的扶贫计划,一个月有500块,生活才有保证。吃饭开始一直和村主任吃,一个月给他100块。吃得不好,因为村主任也穷,每天就吃点玉米,吃酸汤泡饭,农村的酸汤特别酸,很不习惯。

洗澡也不方便,就算可以去乡里面洗澡,也基本上是冷水,也没有什么浴室,就是一个厕所隔了两个房间。有一个女孩过来支教,她待了四个星期没有洗澡,准备去镇上洗澡,结果镇上还停水。后来我一个月都不洗一次澡,也习惯了,在农村就觉得自己是个农民,穿太好别人还觉得你不像这里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