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的后人 曾经的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为何选择了蒋介石
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
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
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
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
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
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
”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
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