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志亮与刘伯承的矛盾 "刘邓就是刘邓 顿点都加不进去":邓小平与刘伯承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

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悼念刘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

邓小平带领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详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

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不是很多的。     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

早在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时,在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说刘伯承讲,我死了以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邓小平。传闻毕竟是传闻,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又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所以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当然,这个传闻表明了战友的情深意重。但结果是,94岁的刘伯承去世后的追悼会,的确是邓小平主持的。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

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

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之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按照农历,虽然都是龙年生,但刘伯承大邓小平整整12岁。两个人的阅历、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刘伯承是“川中名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足智多谋。

邓小平则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上海地下秘密工作,领导了百色起义。1937年,由原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就是由刘伯承担任的。

不久,邓小平也来到这个师担任政治委员。     十几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个人彼此确实是“相知甚深”。邓小平这样高度评价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

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难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

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其实,这段评价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的坚强党性和高贵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