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驹】一代“国宝”张伯驹(三)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下收藏第一人
从1927年起,张伯驹开始收藏“丛碧山房”横额这第一件名画墨迹,至1957年,前后整整三十年,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进行着这一事业。即使是在极度困难时期,也从未停止过。

有人把张伯驹和名收藏家并列在一起,不单单是因为他收藏知识丰富、独具慧眼而闻名中外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为了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命置之度外,用忠诚和生命捍卫和保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这一崇高的忘我精神,赤诚的国魂品格,当时就震动了文化界。尤其是在建国后,无偿的把自己用重金收藏的“国宝”献给国家,更得到国人的赞扬。

一、字“丛碧”的来历
三十岁(1927年)那年的一天下午,从京城西河沿的盐业银行拐到琉璃厂,在小摊前溜达,一件清代书法作品映入他的眼帘,那是只有“丛碧山房”四个字的不大的横额。

他眼睛一亮,仔细看看,见是康熙皇帝的手迹,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二话没说,就以1000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随后他就将自己在弓弦胡同1号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并把自己的字改为“丛碧”。这是他自觉收藏的第一件藏品,也是他收藏家生涯的开端。之后的三十年,他就把书画鉴赏和收藏当作自己的主业之一(还有诗词创作研究、戏剧戏曲研究、书法绘画研究)。

倾尽了两代人的家产,全部投入到他认为是“抢救国宝”的事业中。
做收藏家相对容易,只要有雄厚的资金就行,不懂可以请顾问。

但做鉴赏家则不同,全靠自己的真本领、真学问。因此他对自己所钟爱的文物鉴赏和诗词、戏剧、书画一样,从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有了疑问就穷追不舍,或向前辈和同道请教,或自己钻研深究,不达到精通的地步决不罢手。

刘海粟先生称张伯驹为“鉴藏家”,即鉴赏家和收藏家,其气魄之大、学养之深,是许多收藏家、鉴赏家望尘莫及的。由于他在文物鉴赏方面造诣超群,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二、收藏《平复帖》的前前后后
《平复帖》是我国留存至今的一件时代最早的墨宝真迹,系西晋大文学家陆机(三国吴国大将陆逊之孙,曾著有《文赋》)所书,据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60多年。

该帖是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页信札,因信的开头有“彥先赢瘵,恐难平复”一句话,后人称之为《平复帖》。

帖很小,纵23.8厘米,横25厘米,均不足一尺,麻纸,九行,85字,字迹奇古,在章草和今草之间,是书法史上汉隶向草体转变的明证,史料价值很高。贴上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题签“晋陆機平復帖”,双龙宝玺及“宣和”、“政和”印玺。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此帖上题跋“右军次前,元常次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上有明清多人的收藏印。清末,这件珍宝为溥仪的堂兄溥儒(字心畲)所藏。
溥儒是个没落的皇族成员,不会劳作,靠变卖祖上流传下来的字画生活。

1936年(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溥儒把所藏的唐韩斡名画《照夜白图》卖给上海叶某,叶某准备卖给外国洋人。此时宋哲元在北平主政,张伯驹在上海听说此事后,急函宋哲元,请阻止此画出境,但是为时已晚,已被叶某转售英国人(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平复帖》真迹,张伯驹曾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见过,知道它的价值,又知道为溥儒所藏,担心它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再度流出海外,为此整日心神不宁,马上请琉璃厂阅古斋老板韩君往商于溥儒,请求转让出售,勿使再流出国外。

但溥儒张口要价20万大洋。张伯驹力不能胜,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作罢。
1937年叶遐庵在上海举办文献展览会,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意以6万大洋求让,溥儒不肯,仍坚持20万,事又不成。

“七七事变”后,张伯驹由沪抵京。腊月二十七,张伯驹从天津回北平,车遇好友傅沅叔,谈及溥儒丧母急需用钱,一时又筹不到款项一事,张伯驹立即委托傅沅叔前往溥儒家中洽谈,最终以4万大洋将《平复帖》出让。

张伯驹欣喜若狂了好几天,庆幸此宝未经商贾之手流出国外。
有一天,一个叫白坚甫的古董掮客找到张伯驹,说如果愿意出让《平复帖》给日本人,可得大洋30万,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当场拒绝。

谁知后来张伯驹因此差一点丢掉性命。
1941年春,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驻扎上海,经常绑票大发横财。

一天早晨,张伯驹在上海一个巷口被歹徒绑架,索价300万(伪币),不然就“撕票”(即杀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潘素吓坏了,家里的钱财都被张伯驹用在购买文物上了,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到处哀求也没借到这笔巨款。

向警察局报案,警察局竟先要10万元的立案费,未果。这时,歹徒派人通知潘素,说张百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与夫人一见。
夫妻二人均知歹徒所为是为所藏《平复帖》等古书画而来,张百驹以极其虚弱的身体,暗中告诫夫人说:宁可死在魔窟,也绝不许变卖所藏古书画赎身;为国宝捐躯,值得,如以国宝换取生命,活着也不会心安。

可见此时张百驹对国宝之爱已经超过自身生命。夫人含泪答应。如此坚持了八个月,歹徒绝望了,主动降价至40万。

潘素找到张百驹的同道好友,多方借贷,才凑足了40万,张伯驹得以赎身。然而奇怪的是,交钱的时候,警察局的人和租界的特务正陪着歹徒打牌呢。可见这完全是一场预谋的行动。
张百驹重国宝文物甚于自己生命的事迹,夫妻同舟共济的爱情,一时间在文化界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

是年秋,日本人占领北平,张百驹携带家人入秦,途径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为防不测,张百驹将《平复帖》缝在自己贴身衣内,虽经乱离跋涉,未尝离身,可见其用心之苦。

但是,张百驹尽管珍爱《平复帖》,却从不以此为私人物品。每当专家研究需要时,他都会慷慨示人。1947年,故宫博物院王世襄先生想对《平复帖》进行著述,苦于无实物研究,张伯驹得知后,借帖给王世襄先生一个半月之久。

此举令王世襄先生终身难忘。新中国建立后,又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令人叹服。

三、收藏《游春图》始末
《游春图》是公元6世纪后期北齐至隋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名作,是现在保存国画最古的一幅,也是卷轴山水画最早的杰作,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此画纵43厘米,横80.5厘米,卷首有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展子虔遊春圗”,钤有“宣和”连珠玺,后纸有元、明、清、皇室成员印和皇帝题诗,收藏者题诗题跋等。

其价值之高,可与世界名画梵高《鸢尾图》、达芬奇《蒙娜·丽莎》相媲美。
《游春图》本为皇宫收藏,20世纪30年代,被清废帝溥仪带到吉林。

1946年,在东北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闻讯,蜂涌而至,先后到东北去“淘金”。琉璃厂古玩店老板穆番忱在长春一家古玩店发现此画,花很少的银子买下了这幅无价之宝。

穆番忱回到北京找到琉璃厂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他们认为这是个发大财的好机会,想暗地设法同沪商联系,悄悄将此画转手洋人,已获巨额之利。
张伯驹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大骂道:“马霁川,,你真要成为民族败类了!

”遂心急火燎的的找到马霁川,马霁川竟然索价800两黄金,不然就卖给洋人。800两黄金是个巨大的数目,张百驹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只好悻悻而归。临走前,严厉的对马霁川说:“《游春图》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谁要是为了多赚几两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
为不使《游春图》落入洋人之手,张伯驹立即找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叔平,想促使马院长把《游春图》购进,归国家所有。

可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少得可怜,根本没有力量购进,向南京请求拨款,南京不理不睬。张伯驹心急如焚,却没办法。后来,在马院长的支持下,经张伯驹多方奔走,终于促使中国古玩同业商会出面,做出了禁止将《游春图》倒手外国人的决定。

算是暂时稳住了马霁川。
后来张伯驹听说马霁川要以两万余美金售与外国人,先自告厂商留画,然后托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宝山出面与马霁川、穆番忱疏通,争取以最便宜的价格把《游春图》买到手。

马宝山又找到琉璃厂崇古斋老板李卓卿,二人共同面商马霁川、穆番忱。马霁川、穆番忱迫于情势,终于同意以22根金条(折金220两)的价格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
张伯驹听了,尽管高兴,可是因为屡收宋元书画,手头十分拮据,别说22根金条,就是一根金条也拿不出来,又怕《游春图》流出国外,只好忍痛将“丛碧山房”(即原购买李莲英弓弦胡同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得美金2.

1万元,换黄金220两。可是交钱的时候,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足,又加价黄金20两。这时候张伯驹已经倾家荡产了,无奈之中,得到夫人潘素的支持,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又东拼西凑,才凑足了240两黄金,终于将《游春图》这件国宝买到了手中。

好险,如果再迟一步,此仅存之国宝,已不在国内矣。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人找到张伯驹,说愿意出500两黄金购买《游春图》。张伯驹感叹道:“这位秘书长可真称得上豪富,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却连维持正常的业务经费都没有。

”他气愤的对来人说:“凡经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一概不转卖别人,管他是谁!”张群无奈,只好恚然作罢。

【国宝无偿献国家】
张伯驹先后收藏的古画墨迹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帖》、宋蔡襄《自书诗册》、宋徽宗《江雪归棹图》、宋赵伯箫《仙桥白云图》、宋高宗书马之和画《〈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元赵孟俯《草书〈千字文〉》、明唐寅《王蜀宫妓图》、明周之冕《百花图》、清吴历《兴福庵感旧图》等十多件,总价值在数百亿元人民币之上。

为收藏古代名画墨迹,张伯驹几乎到了舍生忘死、倾家荡产的地步,但收藏目的很明确,他在《丛碧书画录》里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承存吾土,世传有序。”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他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夫人潘素经过认真思考后,毅然把这些当之无愧的国宝全部无偿的捐献给国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1979年张伯驹和女婿楼宇栋谈到此事时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含糊,小事满可以不必计较。

”一个老艺术家的拳拳赤子爱国之心可见一斑。这些绝世珍品当时曾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展览,张伯驹应邀参观,归来后,他有说不出的高兴,一生的心愿终于了解,写了一篇《把个人收藏化私为公》的文章勉励国人。

凡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为他的爱国之举感动。此举也得到国人好评。
捐献之后,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为张伯驹颁发的褒奖状里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奖。

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启功于1998年张伯驹诞辰100周年几年会上题词写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下收藏第一人。

”
著名教授、中国书协顾问欧阳中石评价张伯驹说:“张伯驹是爱国主义的楷模,保护和传播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为人师表的典范。

”
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评价张伯驹说:“留芳千古的大艺术家、大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们为避免国宝流逝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和忠诚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后,他们没有将价值数百亿的‘国宝’留给子女,却无私分期献给了国家,现已成为我国的‘镇国之宝’和‘民族之魂’。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为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