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孙子钱磊博士 钱学森之子追忆父亲:他就是一位科学家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2009年11月6日下午,参加完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部、各院及相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又聚集在中国空间动力研究所礼堂,观看话剧《克里夫兰总统号》,用这种别样的方式缅怀悼念老人家。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7岁,妹妹钱永真5岁。邮轮开动了,他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异常兴奋。年幼的他们没有父母心中的家国之忧,钱永刚回忆说,他那时最着急的是一件事,“这船开了这么久,怎么还没离开海岸呢!”
他跟妹妹眺望了很久,最后都困了。一觉醒来,这才高兴了,“终于开进大海里啦!”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钱学森一双儿女命运的改变。
参军
1986年,钱永刚来到父亲曾经求学、亦曾执教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38岁的他是自费公派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而他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
学院图书馆奠基于1966年,他站在奠基石前感慨良多。
“1966年,我18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国内哪里有学上,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
他在自己所读的高中耗了一阵子,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恰好有个招兵的机会,就跟家里说了一声,参军入伍了。
他父亲钱学森那时候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面对高中都没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儿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优的人生选择,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他没有让父亲给军方打招呼,“那时候不兴这个,我爸爸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闷罐子车南下,在江南某部服役。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极左思潮下,知识分子不受信任,被视为异己,即便是钱学森这样的国家重臣,也不会例外,他的家人时时可以感受到“歧视”。
“‘文革’期间,我父亲是受到保护的,但下面仍然会有很多人猜忌,你在美国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要,你说得好听,主动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谁信啊?”洗澡、人人过关、清查海外关系、清剿潜伏特务……一轮轮政治运动下来,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早就学会了隐忍低调。
钱永刚说,他通过在基层部队9年的磨砺,切切实实感受到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甚至是某种嫉妒,“极左思潮盛行一时,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家庭背景拖累了他的进步,“我已经做到了可以评五好战士,可以入党、可以提干了,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做到这样可以了,我还是不行,对我的考验还要再加码。我什么都慢。”
争取入党时他拿出一股狠劲,拼命表现,“但凡连队里要发展一个党员,那就得是我,我的表现绝对是排第一的。可连队横竖认为我不合格,一年也不发展党员。团长骂开了,‘你们这个连怎么回事,入党积极分子都死光了,一个都找不出来吗!’”
连里想办法把他调到一个技师培训班,“我调走了,没两个礼拜,战友给我写信,说连里发展那个表现第二的人入党了。”
这些经历和遭遇他没有向父亲讲过,回家探亲时,他有时会跟母亲蒋英聊一聊。父亲是如何走过那段非常岁月的,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高考
7岁回国的时候,他基本不会说中文。小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学会了说中文,满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惜,英文又不会说了。
中学开始学俄语,高中时教俄语的是班主任,老师让他做课代表。“文革”后,停课闹革命、参军入伍,折腾下来又把俄语忘了。
入伍后第一次探家,他翻出念书时买的俄语课外读物,发现自己只能读个标题了。30年后,高中同学大聚会,他听说班主任要去,都不好意思去。“见了老师的面先敬了个礼,跟老师道歉,‘学生不才,您当年辛辛苦苦教给我的,我全还给您啦!’”
他没想到“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运动天天都是火热的,对明天,你不可能还有什么想法。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埋头在部队干吧,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他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从小他念书就没让父母操过心,“如果不是‘文革’,考个不错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课本一放就是10年,自己都快30了,怎么复习?能不能考上?他一点儿底都没有。
他去找领导,请领导同意他参加考试,“倒退10年,我还敢吹个小牛,说自己考上大学八九不离十。但10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我不甘心。‘让我试一试,考上了,痛痛快快放我走,没考上,回来老老实实接着干。’”
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点底子,大学总算是考上了。入校的时候,一打听,全系同年级他的年龄排第三,班上最小的同学小他10岁,“那种滋味,嗨……”
妹妹钱永真和他一样,高中没读完就赶上“文革”,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80年代的时候出国了。
人生没有如果
常有人拿他和在美国的堂弟钱永佑、钱永健相比:钱永佑小他两岁,是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该校生理系主任;钱永健更加大名鼎鼎,他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当年两家在美国往来很密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由于中美是敌对国家,两家渐渐断了往来。中美建交后,钱学榘夫妇来华,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去看望过他们。后来,钱永佑又随母亲来过中国,“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过去看他们,一起吃个饭。几十年就见了那么一两面,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2008年10月26日,蒋英邀请一直在北京工作的钱永佑的女儿钱向民到家里做客,听力已经严重受损的钱学森笑着称她是“来自获诺贝尔奖家庭的特使”。
“如果你父亲钱学森当年不回国,你和妹妹钱永真一样可以平顺成长。也许可以像他们一样卓有成就?”
他神情凝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父亲从监狱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后来我父亲回国,临走的时候,校长又说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是不是30年前校长的话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有时他也会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坐船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40岁拿到硕士学位。”
“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这些感慨和牢骚,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现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充实:建馆、出书、拍片、办班、办展……在办这些事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使我觉得自己年年都有小进步。”
他就是一个科学家
——儿子眼中的父亲
钱永刚口述 本刊记者 徐梅整理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忙,他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参军提干后,才知道我爸爸真正是干什么的。
国防部五院成立的时候,调进来的所有干部政审非常严格,同时要求你本人嘴巴要绝对的紧。别说我们小孩子,就连我母亲也从不过问我父亲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接受央视采访,我听到她说,“学森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一次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他从外边回来,穿着大靴子,大皮袄。哦,我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聂荣臻元帅为我父亲搭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工作平台,平时我父亲就在北京,关键试验的时候去一下基地。他去基地都是专机。聂帅想得很细,如果钱学森要去基地,他会要求基地负责人,“钱什么时候到基地,北京会通知你。在钱到基地的时候,如果有比钱官儿大的,你要把他请走,如果请不动,你就说我让他走。”他要保证钱学森有职有权,是基地的最高权威。一切掣肘钱学森工作的因素,都把它排除干净。
确定发射的日子如果定下了,会向北京密码通报,这个报告后面需要钱学森和基地司令的签名。有一次发射,基地司令认为条件不具备,不同意发射,但我父亲经过调查,认为条件具备,可以发射。基地司令仍不肯签名,他就自己签名给北京发了通报。聂帅问明情况后,说,“发射时机的确定属于技术范畴,钱学森觉得合适,我就批准发射。”
我父亲有一次与一个同级别的负责人去向聂帅汇报工作。汇报开始,那位负责人先讲开了,讲得很详细。我父亲汇报时讲的相对就少了。聂帅心非常细,汇报结束后,专门留下那位负责人,诚恳地说:“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意见,也不好讲了。”那位负责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90年代的时候,他应《求是》杂志之邀写了篇文章,里面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编辑部拿不准,说中央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不敢发,要他改。他不肯,说署名是我,我负责。后来就发在《求是》的一本内参上了。全国媒体2004年才用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
父亲逝世后,我跟记者们一再强调,“咱们还得实事求是,我们敬仰钱老,但是我们不能说那种过头话,钱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挖掘,说清楚。但是也不能乱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实不符,戴了也白戴,几十年以后都得摘了。他不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就是一个‘家’,著名科学家。”
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不着我为谋生奔波,衣食无忧。我这点工资都足够,另外多少还沾点老头的光,我挺知足。我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读书。我看了很多闲书,毫无功利目的地看书。这本书什么时候用得上,不知道,反正有意思我就买,就看。
我儿子钱磊今年30岁,少校参谋。我平常没少说他。但他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钱学森的孙子,不愿意走哪儿办什么事情都打着爷爷的旗号,这点我很喜欢,男孩子就得这样。
我当然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顺心点。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做得比我好,我高兴;不如我,我也不会瞧不起他。至于后代中是否还能出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不做设想,也没法去设想,一切都是未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