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太忠的儿子 战将的风骨——采访尤太忠将军
我曾经三次采访尤太忠将军。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将军站在会客厅里,就像一尊铁塔屹立着,一身深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脚蹬一双过时了的黑色白底布鞋,虽然未着戎装,却依然威风凛凛,杀气逼人。
将军从书房大步走进会客厅,我立正向他敬礼,和他握手。近距离地望着将军,立即感到他脸上有一股威,一股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的威。尤其是那张天生的“将军脸”——如同京剧中的武生脸谱。对尤太忠将军的敬畏,我一直没有解除过,虽然以后我多次与他接触,几近成为忘年交。
力主解放王近山
1992年11月16日下午,尤太忠将军在他的书房里愉快地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访。我和尤太忠将军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橙黄色的书桌,左边是一张简陋的铁架床,床边是一排插满了军事书籍的书架。这种愉快的感觉,是我从他的脸的下半部分读出来的,他的眉头仍然拧得紧紧的,而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不是在眼睛而是在嘴巴上显露的。
那天我采访的话题是王近山。将军刚从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十四大会议回来。那个首次破除党的领袖“终身制”的会议,决定了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也是将军心情格外好的原因之一。
如今随着电视剧《亮剑》的热播,王近山的名字也开始响亮起来了(该剧主人公是以王近山为原形写的)。而在10多年前,王近山将军是个被人遗忘在某个角落的名字,即使对认识他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采访尤太忠将军之前,我曾向许多熟悉王近山将军的老人了解他的情况,大多是吞吞吐吐,不愿多谈。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听说我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谈王近山打仗的事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情感;谈到他建国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将军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却在和平岁月跌了一个大跟斗。建国后,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自己的结发夫人离婚。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1969年7月,王近山复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复出,当时在军界上层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王近山的复出,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建议的。其实,时任二十七军军长的尤太忠将军是促使王近山将军复出的幕后策划者。
这是尤太忠将军不经意谈到的一桩内幕。尤太忠将军虽然是一员战将,但又有独特的政治嗅觉。王近山被处分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位老领导。
我的采访笔记详细记录了尤太忠将军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期间与许世友散步时的一段对话:
尤太忠:“王近山的问题处理得太重了。一个老红军当个农场副场长,叫人家怎么过啊?”
许世友:“那就叫他回来!”(尤对我说,许司令说得很简单,中央处理的人怎么好随随便便回来?)
尤太忠:“许司令,王近山这一级干部回来,要中央同意啊!”
许世友:“你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我有什么办法?”
许世友:“你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许司令,现在不是要准备打仗吗?”
许世友:“哼。”……
正是尤太忠将军对许世友的提醒,带来了王近山将军复出的重要转机。
闻鼙鼓而思良将。
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主动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王近山很能打,处理太重了,能不能让他出来带兵?”毛泽东问:“王近山我知道,你们哪个军区要啊?”许世友立即说:“我们要!”尤太忠将军说,这样又把另一位被称为“铁匠”的猛将周志坚也一起解放了。
1969年7月某日深夜1时,南京火车站。一对身穿褪色破军装的夫妇从郑州开来的硬座车厢里走出。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旅行袋;女的用手拉着个3岁的小孩子,手上还拎着两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他们就是王近山一家。
王近山夫妇一下火车,便面对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3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六十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王近山一家接风洗尘。
对尤太忠将军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一位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一个人无须考虑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说,老领导落难时不敢说话,落难的老领导到你家门口不出迎,那还是不是人?
与小平同志的战斗情谊
“毛主席去世是一级战备,邓小平去世来了个三级战备。”尤太忠将军的眉头又拧了起来——两道竖起的条纹向中间夹紧,条形肉瘤更加突出了。
1997年2月23日上午,也就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四天,正在医院住院的尤太忠将军特地赶回家,接受我的采访。这是将军落座后突然蹦出来的第一句话。他一边捏着眉头,一边说:“邓小平去世,是一件大事。我就要求出院了。”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政委时,尤太忠将军是其麾下一名旅长。谈起邓小平,尤太忠将军不但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感情。邓小平与尤太忠将军的“亲密接触”应该在解放战争期间。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千里跃进大别山。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抢占了汝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蒋军马上从东西南三面构成马蹄形攻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围住。
这时,东西两路部队和中路的一个纵队已先敌抢过汝河,继续南进。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野战军指挥部率一个纵队的兵力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而紧跟在背后的蒋军三个师距离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曾经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在《忆刘帅》一文中曾多次提到尤太忠将军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
尤太忠带着四十七团进了大雷岗。他把一家老乡的破马房打通土墙,架上几根木头,放一块木板,做了他的临时指挥所。旅政委张国传在离他200公尺左右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分开,是准备牺牲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指挥。参谋长赖光勋在汝河岸边指挥渡河。小雷岗方向,四十八团遇到敌人的顽抗,黑夜里展开了作战,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跑了。
天刚亮,刘邓和李达突然出现在尤太忠面前。刘邓首长来到最前线,使尤太忠很高兴,更使他非常着急。这里离敌人仅一两里地,是激战的中心。敌人的炮弹一阵阵地在周围爆炸,弹片横飞。尤太忠再三劝他们进掩体,他们不听。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附近,气浪把尤太忠的帽子冲飞了,尤太忠这才把他们强拉进指挥所。刘邓命令他们坚守到晚上,等全部人马过完才能南撤。这时无论刘邓说什么,尤太忠都回答是,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这个险地。他们问尤太忠将军还需要什么?尤太忠想了一下,要了萧旅后卫部队一个营,以备万一。
“炮弹打过来,子弹打过来,飞机的炸弹也掉下来,”尤太忠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惊心动魄:“我叫他们进房子,他们不进,我对杜义德政委说,你赶快带他们走,不然的话,敌人打过来怎么办?他说往那儿走呀?我大声说,就走高粱地、麦子地,从高粱地麦子地踩出一条路来。”
炮火中,杜义德带着刘邓等沿着尤太忠指的方向走了,突然刘伯承回转身,走到尤太忠将军跟前叮嘱:“太忠同志,太忠同志,集合的地点知道不知道?”
尤太忠将军赶忙回答:“知道了。”
刘伯承这才放心地前行,约走几步,又回过头来高声对尤太忠说:“彭店,彭店,不要忘了啊——”
“彭店,彭店”,30年前刘伯承的叮嘱,一直回响在尤太忠将军的心头,也回响在我的采访现场。这声音关切备至,是生离死别的嘱托,也是死里还生的希冀。
刘邓强渡汝河以后,冒雨走了一天。8月26日午夜2点多钟,到达淮河北岸。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而尤太忠这里,激战犹酣,胜败难分,生死莫测。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出来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顶上去。一个班到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就单独同敌人战斗。一场激战过去,阵地面前满是敌人尸体。下午,尤太忠从报话机里听到敌人喊叫:“攻不动,快来炮,共军凶得很!”敌军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全部完蛋了。下午,敌军又发起几次进攻,没占到什么便宜。
从李普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邓大军过汝河时,尤太忠将军率部“护驾”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刘邓对尤太忠将军在当时的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复出后,在谈到二野战史时曾两次提到:“尤太忠是一员战将,有功之臣。”
第二天天亮时分,胜利完成汝河阻击任务的尤太忠率部赶到了纵队宿营地彭店。将军回忆说,杜义德政委看到我,关切地问:“你休息了没有?”我说:“才到。”他说:“你还没有休息啊!”我说:“休息什么啊!”这时邓政委走出屋子。杜义德对邓政委说:“太忠同志才到,还没有休息呢!”
邓小平政委大步走过来,紧紧握着尤太忠的手,深情地打量着满身尘土的将军,激动地说:“你辛苦了!”
尤太忠将军在汝河的表现,肯定给刘伯承、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尤太忠将军不无骄傲地对我说:“刘邓在大别山主要靠六纵,他们跟我们住了一个礼拜。开始跟另一支部队,很被动。邓小平很生气,对我说,背时的(四川话“倒霉”的意思),我不跟他们走了,我跟你们旅。李达参谋长也说,刘邓首长不跟他们走,就跟你们在一起。”
如果说汝河之战,使邓小平对尤太忠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随尤太忠旅行动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更为深厚的情谊。邓小平对尤太忠是十分信任和欣赏的。
在刘邓大军中,刘伯承是一位忠厚长者,而邓小平则是严肃的政委。尤太忠将军说:“在我们二野有一句话,叫做“刘司令的战术,邓政委的决心”,邓政委的风格是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他下的决心一般不会改变,因此许多人对他有点怕。这不是吹牛,有时我在他面前还可以说上几句话。”
据将军回忆,参谋长李达曾多次悄悄地交代尤太忠,向邓小平提一些建议。如在一次行军中,司令部侦察到前面有敌情时,李达告诉尤太忠,趁吃饭气氛轻松时,向首长建议指挥部暂时不要前进。尤太忠按照李达的意思对邓小平说:“邓政委,现在这里没有什么情况,指挥部暂时不要走吧。”尤太忠说:“我一说,他们也就同意了。”
还有一次,尤太忠将军说:“打定陶后,邓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李达参谋长组成前指,到我们部队来。李达对我说,你请政委给部队讲讲话。在吃饭时,我又提出来了,邓政委也欣然答应了。”
“部队在大别山转战,有一次路过光山县。”尤太忠将军说:“小平同志了解到我的家就在附近时,便把我叫去详细询问:家在什么地方?离这儿多远?家中有还有什么人?我说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时,小平同志说,你可以回去看一看,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嘱李达参谋长给我弄了10个银元带回家。我上午回去看了母亲,中午12点钟就归队了。那时10个银元可管大用啦。”
在这次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同志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1973年2月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3年之久的邓小平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将军和李达、苏振华3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去看望了邓小平同志。
尤太忠将军是在去301医院看望李达时,得知邓小平回京的消息的。李达问尤太忠愿意不愿意去看邓政委,说明去看小平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邓小平只是回北京,他的政治命运如何谁都不清楚。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而尤太忠将军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何况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的重要职务。尤太忠回答:“当然愿意去,多少年没见面了。”据说,当时有一位和尤太忠将军相同职务的军区领导,邓小平专门托话给他,仍不敢前往看望。但尤太忠就是尤太忠,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犹豫。
将军接着说,小平住在西山的一个院子里。值班守门的正好我认识,原来是二十七军一个参谋,调到那儿当连长。他看到我来,给我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去了。我进去后,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哎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李达、苏振华、尤太忠看望他们的老政委邓小平时,谈了些什么,将军没有说。但他谈的这样一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
尤太忠将军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邓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烟,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历史大多是在无意间写成的,人的品德往往也是在无意间流露的。看到邓小平那个境况,尤太忠将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西山返回时,他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
尤太忠将军急乎乎地问:“有没有好烟?”老部下答:“有,中华。”当时中华烟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
将军说:“给我买几条。”老部下瞪大眼睛望着他,问:“你买那么好的烟谁抽?”
将军说:“送人。”将军买了5条烟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门开了,邓小平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将军说,“给你拿几条好烟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
烟雾缭绕中,尤太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过足了第一口烟瘾的邓小平感激地望着这位老部下,就像当年望着汝河激战中的将军一样。
作者简介
吴东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广州出版社副社长,现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东野名将》、《中共开国将军写真》、《开国将军轶事》(上、下)、《长征:细节决定历史》,最近新作《开国将军轶事》精选版和《寻访开国战将》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作品曾获首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江苏省首届长城杯报告文学奖等奖项。
尤太忠将军与夫人王雪晨建国初期在湖北武汉的合影。
尤太忠将军酷爱枪,这是1996年4月,尤太忠将军在广州家中向记者介绍他的心爱的枪支。
1992年11月16日,本文作者吴东峰与尤太忠将军(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