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行老婆 2003中国故事·富豪:刘永行 只超前半步
上海浦东。一条不起眼的街,街边一座不起眼的办公楼的第3层,就是东方希望集团的总部所在地。2003年12月23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名列中国富豪榜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2003的“铝”程
会客室只有15平方米左右,这使得两件物品更为显眼:一件是挂在墙上的地图,上面插满小红旗,每个小红旗都代表“东方希望”的一个饲料厂,有200多个。
另一件东西摆在靠窗的一个方桌上,上面蒙了一块黄色丝绸方巾,像电影上呈给皇帝的贡品一样。
这件“贡品”,是一块20公斤重的铝块。
刘永行以前一直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家饲料厂,第一件事就是亲口尝一尝饲料的味道。现在,他又养成了另一个习惯:一到会客室,就要亲手将那面黄丝巾揭开,弹弹灰,看看铝块,再盖上。
那是他进入铝业后生产下线的第一块铝锭———其生日是2003年11月3日,出生地是包头。
刘永行用一年时间在包头建成了一家年产20万吨铝的工厂,而且是在当地5个月冰冻期、3个月SARS的条件下完成的。
“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做的。”刘永行斜靠在沙发上,“在那5个月封冻期,我花了100万元用塑料大棚将整个工地包了起来,大棚几十米高,1万人的建筑安装队伍轮班作业;棚里面搭炉子烧煤,烧了100万元的煤。”
“我的目的是抢那5个月的资金利息、抢5个月的折旧费、抢提前5个月实现利润———数字好大!”一谈到铝业,55岁的刘永行就兴奋得眉飞色舞。
整个2003年,刘永行的妻子———燕子在家里能够看见丈夫的日子,1个月只有两三天。从30多年前刘永行在四川新津县的一个集体小厂做家电修理工开始,到他成为亿万富翁,燕子就一直跟着他。
为了2003年要做的事,刘永行和他的同事们准备了6年———他们要成为重工业企业,而不仅仅满足于卖饲料。
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平滑的环境中,刘永行正在走出一条平滑的酷似西方典型企业的发展曲线———以农业、轻工业完成积累,然后用这些积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
如果燕子允许在卧室里摆上一块20公斤重的铝块的话,刘永行早就那么做了。自10月和11月在包头、山东投资的两家铝厂相继投产,刘永行对待那些铝块就像对待宝贝一样——他认为,东方希望集团的第二主业已经形成了。
安全是一切的基础
2003年年头,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内被枪杀事件在媒体上报道后,引起全社会议论纷纷。同为富豪的刘永行,对此自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当时国内有家杂志总结了导致企业家面临祸端的多种征兆,其中一条是:企业家在改革时触动某些既得利益并拒给其任何补偿,企业家拒绝给予某某在生意上的合作机会、企业家回避解决家庭生活中的不和谐问题……这些矛盾虽然小且边缘化,但长期郁结,最终爆发,有如四两拨千斤。
对这样的信息,刘永行说他非常重视。“海鑫事件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安全是一切的基础。建一个那么大的公司,在管理上要有层次,不要把矛盾激化,应有矛盾隔离层,分层处理矛盾问题,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刘永行说,“而且,在人身安全方面,企业家应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在李海仓被杀事件报道之前,刘永行出差从来都是就近入住,现在他也开始舍近求远地挑好的四五星级饭店了。“家人与朋友们总嘱咐我住好酒店,我接受了。”
事实上,李海仓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富豪群体中引发了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以至于一些地方的保镖业也因此发展得如火如荼。
“你怕吗?”记者问刘永行。
“不怕。因为我本身比较低调,工作层面与社会接触少。过去出差经常一个人走,现在也有随行人员。”刘永行说。
刘永行非常强调与员工的沟通。“员工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他说,一个好的企业领导人,要善于跟他的员工交流。
“躲开”某些行业
2003年对于中国富豪这个群体而言,是一个多事之秋:李海仓被害,杨斌受审,周正毅被抓,还有刘波和艾沙由夫外逃,孙大午被“冤”……
人们甚至认为,转型社会中产生的富翁,很难躲开“原罪”的嫌疑。刘永行能够躲得开吗?
对于这一点,刘永行承认,他确实一直在躲,“但不是躲这个嫌疑,而是躲开必须通过寻租才能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业。”
刘永行告诉记者,东方希望集团总部1999年从成都迁至上海时,正是上海地产业的启动期。“但地产业要搞很多关系以获取资源,不是我喜欢干的。而我们现在的两个主业——饲料业与铝业,都是国家支持民资进入的。”
刘永行说他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并认为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不与政府打交道了。”刘永行表示,“只是,我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只用能带来就业和税收来打动他们。”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走到现在,有一种现象仍然无法回避:企业(包括正在崛起的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的影响。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今年的百名富豪榜中,新上榜的就有40人,这足以说明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离成熟阶段仍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不成熟的市场秩序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政府干预对于企业家们而言,往往蕴藏着获取财富的机会,从而激励他们向政府靠拢———这甚至成为一个悖论了。
所以刘永行说:“有些会议,我必须参加,像工商联的会、‘东方希望’投资所涉及的省市领导组织的相关会议等。有些会议,即使不要我参加,我也要想办法挤进去。”但他同时又强调:“我靠空嘴来说服人家,不送礼!”
只超前半步
“孙大午事件”是2003年发生的另一宗“富豪事件”。同为民营企业家的刘永行说:“我与孙大午的区别仅在于:我走快了半步,他走快了一步。”
刘永行认为,“孙大午事件”是个悲剧,但后来有关部门处理得比较得体,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在中央干预及媒体的影响下,孙大午也得到了合理的宽容。这个结果是得民心的。
“孙大午是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是由于国家金融制度还不完善,法规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才会‘出事’。”刘永行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5年前,老百姓根本不会知道。现在整个社会的透明度高了,它才会引人注目。孙大午所做的事,虽违规违法,但利国利民,所以高层的干预是对的。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制度和法制完善的国家,有时需要这样的干预。
“孙志刚事件”在2003年同样引人注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企业家的刘永行,会对这个事件保持了更高的关注度。原来,他们企业的员工以前也经常被收容。
为此,早在2001年浦东开发区政府召开的一个会上,刘永行就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了质疑。“孙志刚事件”最终令收容遣送制度走到了尽头。
“我们有些方面的改革落后于现实,现在往往是事件推动改革。”刘永行说,“你想过吗——为什么一个事件就能推动一项重大改革产生呢?因为社会的、政治的宽容度都大了!”
“从1982年开始起步,你的发家史基本上贯穿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史。这期间,那么多曾经响当当的人物都由于各种撞线行为而被绊倒,或被清算。你从来没撞过线吗?”记者问刘永行。
“怎么没撞过线?不仅撞过,而且不止一次!”刘永行并不讳言,”当年不许办私人企业,我办了;后来政策又规定一家私营企业雇员人数不许超过8个人,我们当时雇用了100多人,早超过了;再有,1992年时国家仍不许民企办集团公司,我们也办了。”
“只是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事先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为改革提建议,做改革的试验品。”刘永行又这样解释他屡屡“撞线”却没被“绊倒”的原因,“我这叫超前半步。如果顾不上打招呼,只是一味往前走,那就超前一步了,就容易被绊倒。”
刘永行同时认为,民企本身对社会也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几天前,中共中央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修宪建议时,建议将“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写进宪法。刘永行形容,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刘永行说,虽然美国宪法都没有这一条,但中国要有。因为在发达国家,私有财产从来就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而中国在历史上甚至到目前,仍没有形成这个传统和文化。所以非常需要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中。
关注理由
对于中国富豪这个群体而言,2003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李海仓被害,杨斌受审,周正毅被抓,还有刘波“外逃”,孙大午被“冤”等等,不一而足。
于是,一个中国人极感陌生的词汇:“原罪”———财富的“原罪”———陡然间成了一个公众话题。与之相连的,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命运。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家们似乎都是带着“原罪”上路的,他们注定命运多舛。
但是,有人轰然倒下,身陷囹圄,比如杨斌,比如周正毅,比如更早前的牟其中;也有人坦然自立,继续前行,比如鲁冠球,比如刘永行……
命运何以如此迥异?
在2003年年终的时候,我们专访了位于后者之列的刘永行。他给出了部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