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郭松龄之战】郭松龄反奉之战
12月21日夜,郭松龄下达总攻击令,向巨流河东岸奉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奉军总兵力倍于郭军,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稍逊于郭军,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据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廖安邦回忆:“同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处在危机中的时候,炮兵十四团却成为张作霖炮兵的主力:以该团为基干,又将原在步兵部队中的炮兵人员全部调回使用,在巨流河东岸布置炮兵阵地。
张作霖命令将兵工厂所有大小口径的炮都运出来使用。用帅府的大骡车载运到阵地上来,每门炮给炮弹三百发,射完为止。”同时,张作霖又雇佣了日本人当炮兵。“这些日本人约有二百多人,是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荒木贞夫在奉天日本车站找来的一些退伍军人。”日本军方还接济张作霖大批军械、弹药,足够奉军一二个月之用。
12月23日天未明,吴俊升率领两师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后方重地白旗堡,焚毁了郭军的粮秣、枪械和弹药,使郭军蒙受重大损失。12月24日晨,郭松龄紧急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拟率一部突围。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方向转移。
郭松龄部署完毕,听从部下劝告,随即离去。邹作华见郭松龄已出走,便以总部参谋长的身份,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各军停止攻击。并急电张作霖,报告郭松龄已经出走。同时,给张学良打电话,“请军团长放心”。战斗旋即停止。
随后,郭松龄率一连二百余名卫队士兵出走。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韩淑秀、秘书处长饶汉祥、政务处长林长民等。临行前,韩淑秀曾劝郭松龄带卫队乘阿拉伯快马先行。郭松龄感念夫妻恩义,又有饶汉祥等文人不会骑马,不能弃之不顾,遂决定一起逃走。他们开始准备向山海关方向退逃,但由于奉军骑兵在那里拦截,只得临时改变方向,向营口退去。他们由柳河乘坐两辆东北骡马大车,后有卫队,行动迟缓,目标很大。
据当时任东北骑兵穆春师上校参谋处长的萧兆麟回忆,郭松龄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吴俊升所指挥的东北骑兵军两个师,即穆春师和万福麟师,在铁路以南新民、辽中一带活动。穆春师有两个旅,骑兵第一旅旅长徐永和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骑兵部队,在郭军后方游弋,奉命围剿郭军败兵,并追击败逃的郭松龄。
12月24日,第七旅第二十五团郭宝山部走错了路,指向小苏家屯方向。他们发现了敌情,遂向郭松龄卫队进攻。卫队没有重武器,在迫击炮的轰击下,不得不缴械投降。林长民当场死亡。饶汉祥逃走了。郭松龄夫妇藏到一个地窖里。二十五团的骑兵见到两辆大车,翻出一个行李里有带上将肩章的军服,判定这是郭松龄的东西,知道他不会走远。这时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也到了。
他以为郭松龄已经逃走了,即派郭宝山一个团去追击郭松龄,自己则在小苏家屯休息。不一会儿,从一个村妇的口中得知,她家后院萝卜窖里藏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王永清即带几个卫士去搜萝卜窖。郭松龄一看藏不住了,就上来了。王永清看到郭松龄夫妇,就上前给郭松龄敬了一个军礼:“军长请到房子里坐吧。”郭说:“好,走吧。”
后来师长穆春也到了。经过研究,决定把郭松龄夫妇带到老达房休息。随即穆春就向张作霖打电话,报告情况。萧兆麟在场听着。接通后,还没等穆春开口,张作霖就说:“你是穆春吗?不行就拉倒吧。”穆春说:“报告大帅,郭松龄夫妇已经叫沐恩把他抓到了,现在老达房押着呢。”张作霖问:“真的吗?”
穆春说:“真的,沐恩不敢说谎。请大帅命令怎样处理?”张作霖说:“我可不要活的呀!好啦,等一会儿再说吧。”一小时左右,张作霖来电话:“你是穆春吗?你把郭松龄枪毙了没有?”穆春说:“没有,等候大帅命令。”张作霖说:“没毙就不用毙了。你把他的脚腕跟割了,我明天派人去接。你们这次的赏额是二十万哪,派人来领吧。”
12月25日早8时,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带着卫队,乘着5辆汽车和1辆小汽车,来到老达房。高金山问穆春:“大哥,夜里没事吧?”穆春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队伍还能出什么事,大帅说怎么办?”高金山说:“早晨出来的时候,还说要活的呢,把他带到沈阳去审问;等到我们路过辽中县时,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
大哥你看怎么办好?”穆春说:“你们既来了,我把郭松龄夫妇交给你们,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高金山说:“那也好,我看这么办:你交给我们之后,把他带出老达房三四里地,在辽河沿上把他枪毙了。
我们再带尸首回沈阳,你看好不好?就这样办吧!可是你们问了口供没有?”穆春说:“我们没问,兄弟你现在问问他好了。”高金山说:“好,我去问问,你们赶紧准备交差吧。”
这时郭松龄夫妇正在吃早饭。给他们做的大米饭,炒了四个菜。郭松龄听到外边汽车响,知道是沈阳来人了,吃了半碗饭就不吃了。少时,高金山进屋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夫妇在炕上坐着,萧兆麟和高金山在地下站着。高金山问:“军长这次反奉的理由是什么?”
郭松龄说:“我反对为少数人想当督军而带兵进关打仗,致使东北人民受到穷困,奉票毛荒,给东北人民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东北三省,地面辽阔,物产丰盛。如果不进关打仗,好好建设,是立国有余。而宇帅不事建设,穷兵黩武,以东北的民脂民膏作孤注一掷,进关打仗,争夺地盘,为少数人利益连年作战。我曾一再反对,而张不听,反遭一场辱骂。因此,带兵退回东北,请张下野,不再进关,而共同建设东北。”
这是郭松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沉着冷静地阐述了自己举兵反奉的理由。
高金山说:“好了,请军长准备回沈阳吧。”高金山即退出,郭松龄知道这是最后时刻了。他由炕上下来,要纸笔。萧兆麟给找来一张毛头纸,将笔砚拿了过来,搬把椅子,郭松龄坐在柜子旁边,写道:“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鲁穆庭)、沈(沈振荣)、张(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同学;(三)……”刚写到“三”字,高金山就不让写了。
郭松龄也不想写了。萧兆麟把郭松龄写的那张纸交给了穆春。穆春到沈阳交给了张学良。
这边,在25日午前10时,在辽河岸边枪杀了郭松龄夫妇。郭松龄临刑时说道:“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韩淑秀说道:“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当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4岁。然后,把他们的尸体装在车上,带回沈阳。郭松龄夫妇的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天,任人观看。
另据当时东北骑兵第十四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长的房书溪回忆,郭松龄在老达房曾同他作了一次昼夜长谈。房书溪曾是郭松龄任讲武堂教官时的学生,称郭松龄为老师。穆春说:“你们是师徒,你带卫队连负责看着他,借此问他点口供。”房书溪问他这次倒戈是什么动机。
郭松龄平静地说:“原因很多,主要就是为杨宇霆一人,我对张氏父子并无嫌隙。去年二次奉直战成功后,我对大帅上了多次建议,我们决不要进关争夺地盘。东三省地上地下,物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本的田中义一继承伊藤博文的大陆政策,矛头是对着东三省的。
朝鲜、旅大就是进攻东北的根据地。我们全部力量进关,日本一旦发难,东北三省非我所有矣!那时我们必然弄成进退维谷的局面。当时大帅颇首肯吾言。过了两天,我又去见大帅,他对我说:杨总参议不同意你的建议,他的见解比你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
郭松龄又接着说:“这次和关里打仗,都是杨宇霆的主谋。因为他掌握着东三省兵工厂,十几年来未交过一次账。自己出不来多少武器,全靠向外国去买枪炮,一动即几百万,内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尽入杨的私囊。这回上江苏去当督办,少帅先商量叫我去,我不干,才叫杨去的。
不到一个月就送上了两三个师,跑回来了。姜登选去接安徽督办,同样狼狈逃回。李景林、张宗昌督直督鲁,到任就刮地皮,并把奉天的力量带走不少,弄得关内人民提起奉军就头疼,孰得孰失呢?我这次主要是清君侧,对张氏父子仍然是尊重的。事已至此,也不必讲了。”
接着郭松龄又讲了一件拒绝日本利诱的事:“在天津,日本大使去见我,要帮助我进奉天。主要条件是沿南满路再划几处租界地,并让与吉会路的路权,我未答应他。”
房书溪把同郭松龄谈话的笔录交给了张学良。他看完后,又问了一番郭松龄被擒的经过,长叹了一口气。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很是痛心。他在兴隆店司令部得到郭松龄夫妇被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速拟电报,想把郭松龄夫妇接到他的司令部来。
刘鸣九问:“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学良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郭松龄被杀的消息传来。张学良跺脚叹气道:“完了。”并在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看郭氏夫妇被害的惨状。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感情之深。
据说,郭松龄在被捕之后,曾经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词颇哀恻,为宇霆所先知,亟取书焚之。人问之故,曰:‘汉卿见书,将贷以不死,纵虎贻患,岂计之得!’故松龄得迅就刑于所获地。”
在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郭松龄夫人韩淑秀的情况。据李坚白记载:“韩夫人淑秀女士,与公同籍,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为人勤俭木讷,沉毅多智。归公后布衣疏食,不喜繁华,扫除炊膳皆亲任之,事舅姑尤谨。在奉天先后创办贫儿学校、同泽女中、女青年会等,颇有声于社会。国民军出关之役,任机要秘书,运筹帷幄,极著功绩。而竟与公同时遇害。实吾国女界之大不幸。”
韩淑秀在当时思想上是比较开明的。她参加社会上很多活动,主要以男女青年会为中心。创办贫民学校,家庭妇女补习班,拒毒会,为贫苦人民募集衣物等社会活动,她都亲自参加,郭松龄往往同来。她对郭松龄有相当的影响。
郭松龄反奉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持各种立场的人均对此进行分析。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就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上海中共机关报《向导》周刊就说:“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如原奉系将领何柱国说:“事后有人说,郭松龄之败,是由于日本人出兵帮助打败了郭松龄,这不是事实,但日本人想乘机插手则是确实无疑的”。奉军“在作战时曾雇了几十个日本炮手,在前方帮助射击。
但决不是日军的援助”。到目前为止,日本除出现对郭军的军事行动有所限制外,还没有其直接出兵干涉的材料和证据。郭松龄是在盲目轻敌、孤军深入之后,由于军心动摇,不战自溃的。原奉系人物刘鸣九认为,“郭松龄失败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没有得到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实力支持,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不过,这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内部”,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郭松龄突然倒戈,广大官兵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军队没有什么凝聚力。郭松龄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时,广大士兵虽然莫名其妙,但还能盲从;而一旦明白是郭在“造反”时,就军无斗志了。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多年,虽然并不很得人心,但由于对军队施以愚兵教育,士兵一时还不能认识其本质。
郭松龄又没有拿出足以让官兵口服心服的反奉理由及政治口号,来打破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愚忠观念,其失败是必然的。此外,张作霖依仗东三省雄厚的物资基础,一直使军队饷项充足。郭松龄带兵打过锦州后,广大士兵在冰天雪地之中还穿单衣,也直接影响了军心和士气。
我认为国民军对郭松龄的失败,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郭松龄与国民军结盟反奉,使国民军在北方的军事及政治地位大大加强。因此,冯玉祥决心与奉系张作霖决裂,不惜一战。
1925年10月27日。就在郭松龄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三天,冯玉祥将郭松龄将倒戈的消息告诉给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科尔涅耶夫。他把如此重大的军事机密告诉给苏联顾问,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要与其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
他征求顾问的意见:除了攻打天津外,还用什么办法帮助郭松龄?他认为:“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他们没有首领,也就打不了大仗……,而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进攻。我们要加强多伦方面的兵力,以便把敌人的兵力从郭松龄那里吸引到热河方面来”。
他与苏联顾问议定,将国民军一军全部骑兵集中起来,成立一个骑兵军团,由多伦进入热河,袭击张作霖的侧翼,破坏它与奉天的联系;同时,拟定在内蒙古组织几支骑兵游击队,其任务是在敌人的交通线上进行活动,破坏其行政管理机构。
国民军一军上述战略部署是以李景林为最主要的对手,以攻占天津、热河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其对郭松龄的支持只是从侧翼以偏师牵制奉军兵力。如果顺利,国民军一举可得直隶及热河两省,既控制了整个京畿,又得到了出海口。冯玉祥制定此战略计划时,还不知道李景林能加入反奉密盟。但是,国民军在此后的军事行动就是按此进行的。
11月22日双方协议打败张作霖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密约》在保证了李景林现在的地位的基础上再得热河,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郭松龄深知自己要反奉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李景林虽然也对张作霖不满,但是否能决心反水,态度尚在犹豫之中。
郭也明了国民军想将直隶据为己有。此时,直隶的保、大地区已为国民军所占据,并仍有继续进兵天津之势。所以,郭松龄才在密约中把维护李景林的地盘摆在突出的位置。密约签订后,郭松龄还不放心,一再对国民军一军代表强调说:“他(李景林)就怕你们打他,如能暂时维持他的地盘,我想他没别的希望”。
但是,李景林参加反奉密议是冯玉祥未曾预料的。原来的敌人变成了盟友,这虽然是好事,但使国民军一军攻直、占天津、热河的战略计划落空。国民军一无所获,其领导人是不甘心的。后来的事态证明,冯玉祥与郭松龄虽然签订了保证李景林利益的密约,但从一开始就不准备遵守。
11月上旬,张作霖派许兰州、郭仙侨赴包头与冯玉祥谈判。冯与之虚与委蛇。未几,张作霖又电冯,要他发表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奉打孙传芳。此时,冯郭密议已趋成熟,冯玉祥于11月19日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虽然还称其为大哥,但开门见山,直接列举张作霖在北京政变后的所为:“……不期吾兄迷信权力,被人所误。
逐孝伯于直隶,同志寒心;驱蕴卿于山东,军人解体;逼揖唐出走而得皖省;迫嘉帅称去而劫江苏。待同志如彼,而对同患难者如此。
……”他声称“兹阅来电,逼我宣言,……宣言真正有效与否?京畿增兵数万,是迫我宣言,逼我宣言。我已决定,不论如何,不因逼迫而宣言。……如我兄认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帮忙之必要,弟就来帮忙,否则只有静待缴械而已……”。其态度是一反常态,异常强硬。
11月24日晨,冯玉祥忽然接到鹿钟麟从北京发来的电报,“郭部发动,山海关方面奉军已有变化”。他马上与李鸣钟、张之江等,讨论时局之办法。25日,冯玉祥发出劝张作霖下野通电,以示与之决裂。他在通电中一改此前的对其称谓只称“张督办”,并历数他陈兵入关后,四处骚扰,横征暴敛,残害工人的种种罪行后,公然宣称:“观举国救亡,矢集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劝张作霖当顺应世界潮流,“及早引退”,“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此电是国民军对奉系的宣战书,也是讨奉的檄文。半年多以来,国民军对奉系咄咄逼人的军政压力,一直是退让,委曲求全。此时,冯玉祥不仅是以一吐心中积恨为快,而且也是向世人宣告其助郭攻奉的“理由”。当天,他就援郭进行了军事部署,命张之江即日进驻丰台至落垡一线;宋哲元部集结于多伦。
自己本人于27日返回张家口,以便于应付事变。与此同时,鹿钟麟在郭松龄起事的第二天,即派参事王承燮(与郭松龄为陆大同学)前往联系。王在山海关与郭相见。
王代鹿钟麟表明来意,问有什么需国民军帮忙的地方?郭表示军事进展顺利,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问题,只是让其代催在北京军装局订做的40万件皮衣,给运到前方。郭在此时表现得非常自信。郭于起事后,也即派代表萧其煊到北京、张家口与国民军联系,谈述其起事经过,并送交该军编组及行动概要。
此时,冯玉祥认为张作霖必然失败11月28日,他又得到消息,说时任奉系第八军军长、胶东护军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拟率陆海军投效,更备受鼓舞。同一天,宋哲元率集结在多伦的骑兵向热河首府承德进发。该部为两个骑兵师(第一师师长张树声,第二师师长孙连仲),共辖六旅。
郭松龄反奉前,热河都统阚朝玺奉命准备进攻察哈尔,将其部主力集中到了多伦附近。郭松龄起事后,张作霖急命他回援奉天。
11月26日,阚朝玺致电郭松龄李景林,谓:“已选向奉张劝告和平。请暂持镇静,万勿轻重,东省内部改革诸事,断无不可商量之处”实际上,阚朝玺在此时对时局持观望态度。其后,又派人去与郭松龄联络。完全有可能争取到反奉一方。但是,郭松龄对他非常冷漠。
国民军一军进入热河后,11月30日,阚通电将职权让归张鹏飞,自己“带所部归奉”。此时,热河境内治安顷刻混乱异常。热河省议会团体致电冯玉祥,请求速派员来镇慑,并派代表赴多伦乞援。冯玉祥接电后,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接防热河。这样,国民军宋哲元部进兵热河随之公开化。这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及疑虑。
此时,国民军二军、三军在占领保定后,也分路急速向天津进军。国民军三军主力徐永昌部直扑任丘、大城。黄臚初部走霸县赴天津西北之韩家墅。国民军二军邓宝珊、胡德辅、武勉之部紧随其后。这更引起了李景林的恐慌。
本来11月25日,他通告驻津各国领事,李景林已参加反奉密议。为维持大局起见,已与冯玉祥、郭松龄达成谅解,并将直隶军改为直隶省防军,拘捕张作霖在津亲信,并向奉系在津的边业银行强行支取500万元。同日,他致电张作霖,劝告其下野。
他在电文中指责张“好争喜战”,即令张学良接管军民两政,“……应听中央解决,不宜以兵戎相见。请我帅毅然决心,庶政付诸少帅,惜息仔肩,以娱天年”。他在通电中还公开宣称,直隶只遵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再接受奉天管辖,并愿意以直隶为国奉之缓冲区域。
同一天,他见国民军二军、三军继续东进,给在北京的国民军领导人打电话,表示希望与国民军合作,并要其转告邓宝珊将军,“只是因老母在奉天为质,没有在反张宣言上签名”。
但是,鉴于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冯玉祥就不想履行原与郭松龄所签密约的条款。北京政变后,李景林把直隶从国民军手中夺走,并使之失去惟一的出海口。对此,国民军一直是耿耿于怀。十多年后,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
但此时我仍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这其中说河北应归国民军是实情,屡屡致电国民军二、三军别东进,却让人不可信。
国民军三军孙岳部毅然放弃陕西而与二军攻直隶,是下了决心的,也是其既定方针。冯玉祥说:“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趁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国民军二、三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
国民军二、三军是于11月19日占领保定,随即就挥兵东进。冯、郭在11月22日签订密约此时,国民军完全可以将兵撤回。当时,就冯玉祥的威信而言,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国民军二军的邓宝珊、国民军三军的徐永昌也决不会敢冒破坏大局的风险而不听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军二、三军根本不想就此住手。冯玉祥也根本没想真正制止。
11月30日,国民军二三军各部分抵廊坊、沧州。李景林更加恐慌。此时,冯玉祥派熊斌及王乃模到天津,直接要求李景林率部去热河,让国民军一军借道援郭。这实际上是公开表示,要李景林将直隶及天津完全让给国民军。李景林本来就怕国民军“假途灭虢,”急忙托张树声向冯玉祥输诚,并派自己的高等顾问韩玉辰会同黄郛去张家口疏通。
韩问冯玉祥国民军对李企图怎样。冯明白表示,由李腾出原有地盘,率所部移驻热河,沿途当予以便利,国民军呆在内陆,需要一个海口。
韩玉辰说:“如郭不利,奉张不倒,国民军纵得津、保,稳得住吗?这一点必须考虑”,彼此争论不下。冯最后表示“事在必行”。但是,国民军在此时已进军热河。实际上,国民军是要求李景林退到关外,热河也不让其所得。这把李景林逼到了自己敌对的一方。12月1日,李景林决定对国民军进行武力抵抗。
此外,促使李景林立场变化的还有其他因素。
11月初,国民军二军由豫攻鲁,势如破竹。郭松龄与李景林商议反奉时,张宗昌正值朝夕不保之时。李环顾左右,认为只有与国民军组盟才能自保。故此,他才有参加反奉的表示。但是月底,国民军二军虽然攻到济南城下,但已成强弩之末。
张宗昌的难关已过。李景林与国民军决裂已无后顾之忧及有可退身之地,故才增强与国民军反目的决心。此外,李景林正在犹豫之际,他的老上司许兰州由包头到津,劝他不可反奉。他老母也从奉天拍来电报,说张大帅待人如何之好,劝李忠于奉。李遂决心依然附奉。
但是,上述均是次要原因。
国民军在郭松龄反奉尚未得手之时,就违约抢占地盘,将本来已成盟友的李景林又变成了敌人,这是国民军在反奉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说到郭松龄失败的原因称:“……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不打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直隶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的时候,引起了对国民军二、三军的冲突”;“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违约异动;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干涉”。
在此,他把罪责归于李景林;然后,又自相矛盾地指责国民军二、三军要夺取天津:“……郭松龄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但是国民军二、三军之不顾大局,……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冯玉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他人,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