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永远温暖的笑:怀念我的老师画家朱维民先生

201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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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2012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七),朱老师八十大寿,我们几个学生给他祝寿.(中间老者为朱维民老师,右一为本文作者斯雄.)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节假日,就想着安排出时间,去西三旗育新花园看望朱老师;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就想到约几个人一起去给朱老师过生日;大年初一上午,一定会打电话给朱老师拜年--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可能,只能成为不可复制的过去和记忆了.回想起来,冥冥之中,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早就给人以某种暗示,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和忽视.2016年4月,我去北京看望朱老师.正在生病治疗的

2012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七),朱老师八十大寿,我们几个学生给他祝寿。(中间老者为朱维民老师,右一为本文作者斯雄。)

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节假日,就想着安排出时间,去西三旗育新花园看望朱老师;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就想到约几个人一起去给朱老师过生日;大年初一上午,一定会打电话给朱老师拜年……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可能,只能成为不可复制的过去和记忆了。

回想起来,冥冥之中,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早就给人以某种暗示,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和忽视。

2016年4月,我去北京看望朱老师。正在生病治疗的他,还在信誓旦旦、豪情万丈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出院后,我要做3件事:一是做一次美容,把脸上的老年斑清理一下,现在这个样子,太难看了;二是散步,晚上坚持锻炼身体;三是画画,再画个10年,从85岁画到95岁。”

朱维民老师病愈后画的白求恩像,赠送给为他精心治疗护理的301医院介入科科室。(2016年10月3日摄于朱老师画室。)

【朱维民艺术作品网上展厅】

待到2016年国庆节,我和师妹万总约好一起去西三旗的家里看望时,首先吸引我的是新画的油画《白求恩》——这位被称作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坚毅的目光平视着远方,有执著、有忧伤,人性隐忍却又给人以信心和坚强的医生形象,立体而生动,跃然画布上。

我问怎么想到要画这么一张油画,老师说:这次在医院住院,介入科的大夫护士精心救治护理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当时就主动提出要画张画送去,作为谢意的真诚表达……

在画室里,同时还有两张画放在画架上。他说,这些以前的作品,得重新收拾一下。

显然,朱老师已经鼓足勇气,兑现自己的诺言,开始重拾画笔。

老师的身体已然完全恢复,那天的精神头特别好,谈锋甚健。

老师身上有一种能耐,始终是让我佩服的,就是通过和人打很普通的交道,却能很快与人交上深深的友谊,下到贩夫走卒,上至国家领导人。这次去301住院治疗也不例外,从科室主任到医生护士,最后都很快打成一片,科室主任还主动提议要请老师喝酒吃饭。

看得出来,老师这次住院,身体和心理的治疗都很成功,心情很好,“今后你们要去301医院看病,就找我哈,我和他们都成哥们了……”我们就笑,连说“别别别,还是尽量别因为这种事找您了”。老师立马意识到了,连说“哦,对对对”。大家相视而笑。

我把带来的烟呈上,老师眼睛一亮,调侃着说“嗯,中华烟,久违了!看来这八项规定还真管用,好久没人给我送‘中华’了……”

我又拿出茶叶,老师说“你上次带来的茶就很不错,颜色绿绿的,口感好极了”——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老师一向是很苛刻的,轻易不会夸赞什么东西,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来自他母亲老家苏州的,无论是评弹、丝绸,还是小吃。

我当时只是稍觉意外,并未往心里去。

因为怕老师累,我们没同意老师在家做饭吃,尽管他做的菜让我们垂涎欲滴,厨艺让我们望尘莫及;也不便请他到外面饭店去吃。

两个多小时很愉快地过去了,老师照例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并跟出一句“你们能来看我,我很感动,谢谢啊”。

我当时一楞。

因为太熟,老师从来不会和我说这类客套话的。一丝异样的感觉之后,想到我很快又会回京开会,到时再来看望,也就没再多想。

12月5日,星期一,我回京开会,晚上约好几个朋友到文贤居吃饭。傍晚时分,朱老师的外甥女卢珊从加拿大给我发来微信:

“学校老师从周六开始就联系不上舅舅,报警后在两小时前发现他已经在床上过世了,尸检结果是已经去世两天了,妈妈他们中午会从上海赶到”。

我一下子懵了。这几天我正盘算着哪天去看望朱老师的,怎么突然就……

老师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赶到北京后,因为不是直系亲属,一切都很忙乱和迷茫,好多后事无从下手。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亲近的学生,也不便多插手,但大家都想对老师尽份心。于是,师弟老猫负责起草挽联;我负责写生平;大家又一起合计,出一本纪念册,由师弟郭凯负责设计印制,在告别仪式上分发……

那些日子,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中,怀念和沉痛自不必说,可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一说到老师的历历往事和音容笑貌,更多时候却是忍不住要笑,含着眼泪地笑。

老师永远是那么一脸年青人的阳光,永远是一副老顽童的派头,始终给人以温暖和一种向上的力量。仿佛那些曾经的挫折和坎坷的经历,丝毫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记。

我和老师的结识,是在大二的时候,选了他开的大课《西方美术史》,面对全校学生的那种。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被选为课代表的,其中除了收作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次课前去学校借幻灯机,然后在老师讲课时,我负责播放幻灯,课后再把幻灯机还回去。

那些幻灯片是老师自己的还是借来的,我不得而知,但都很精美。特别是那些过去听说没听说过的世界著名美术作品和著名艺术家,让改革开放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大开眼界。达芬奇、梵高、塞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罗丹、伦勃朗……确实像77、78级师兄师姐们在追忆朱老师时所说的那样:“他,牵着我们步入世界艺术圣殿。”

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最激进的年代,很多都带有启蒙的意味。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当年同学们都争相传阅,人大还专门邀请廖静文到人大大教室演讲,引起轰动。已不记得当时朱老师对此事有过什么评论,但很多年以后,作为徐悲鸿学生的朱老师,曾跟我讲起,对此事此人颇有微词。

可能因为上了朱老师的西方美术史课程,那个时候,我开始着迷于李泽厚刚出的《美的历程》《美学(第一卷)》、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术史话》,号称是西方美术史的入门书,但那些内容和知识,与朱老师的课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和档次。

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古希腊的壁画,幻灯中出现一头牛的形象时,朱老师说:“你们不觉得美吗?我觉得美极了。瞧这大腿,多富有说服力呀!”

这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尤其是在我们班,相当流行。

那时他习惯戴一副带金链子的眼镜,上课时的着装每次都非常讲究,休闲西装居多,即使是穿衬衣,也一定是很挺括的那种。有一次是在夏天,他来上课时,突然戴着一顶帽子走进教室,同学们觉得好怪异,正当叽叽喳喳议论以为是啥行为艺术的时候,他说,“今天去学校理发室理发,理发的小姑娘是个新手,把我头发理坏了,好难看。可也没法怪她呀,新手都得有个成长的过程……但太难看了,怕对不住你们,所以戴了顶帽子”。

学生们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因为是课代表,和老师接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可能觉得我比较辛苦,经常下课后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其实估计也是为我打牙祭。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且一直交往下去,无论是老师最初住在学校静园,还是后来搬到了西三旗。

慢慢地,也就听他断断续续讲了过去经历的一些事。

艺术家都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早年在北京上学,老师就能很精准地把握老北京的特色语言,能用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口音讲极损、极脏的话,而且说起来惟妙惟肖。

他曾经讲,刚进劳改队时,劳改队队长是北京通县人,第一次给他们训话,用的是一口地道的通县口音的北京话。老师用队长的口音和口吻给我们复述:

“你们到这里来,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总之,就是要没心没肺!”

上海人对苏北人(包括江北人)一向是有偏见的,甚至是瞧不起的。有一次,他们几个老朋友聚会,朱老师一时兴起,用苏北话给大家唱了一首语录歌《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满桌笑翻,其中有几位沉下脸来的,那一定是苏北人。朱老师还不依不饶,特别把其中几个字音的咬字挑出来解释,比如,用极重的后鼻音发“我们”、“八”念着“BYA”——即使是后来转述给我们听,仍然把我们笑喷。

他到新疆后,很快就学会了维语,能和最底层的维族百姓用维语交流。和我们闲聊时,他偶尔会用维族普通话说“你的毛泽东思想的一点儿的都没有了吗?”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曾有个油漆桶》,讲他流浪到南疆,靠给维族百姓油漆家具、画图案为生,因为画得好,维族老乡都很喜欢他、愿意找他。其中有个细节,他是流浪过去的,没有户口,而那时派出所经常会挨家挨户查户口。有一天晚上,公安敲门进维族老乡家查户口,情急之下,老乡把喜欢裸睡的他赤条条地塞进大衣柜里,躲过一劫。

过去悲苦生活的阴影,其实在他心理上是有反应的。他曾说,他后来很长时间,晚上经常被臆想的敲门声惊醒,以为公安又来查户口了。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喀什葛尔的圣玛利亚》

(作品中被称为“喀什葛尔的圣玛利亚”戴的红头巾深深地吸引了我)

1993年,“朱维民油画素描展”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行,我请负责摄影的同事去拍些照片。拍完回来,同事问我:“你这个老师以前是不是经历过很多磨难?”

“为何有这种感觉?”

“他的油画色彩普遍偏暗,让人感到一种压抑。”

同事的这个感觉,我过去也是有的,但是不是跟磨难有关,我拿不准。我把同事的这个说法告知了朱老师,但他未置可否。

2006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参观冬宫,看到里面一批带欧洲古典风格的油画,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与朱老师油画的色彩和风格太一致了。

回京后,我把这个感受告知朱老师。他笑着说:“前几天有香港某卫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来采访我,一张口就称我‘大师’,夸我是中国的列宾……好家伙,看来他还懂一点油画,不过,对这种‘大忽悠’,我一向很讨厌,坚决谢绝了……”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画家,也是苏联时期的著名画家,被公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巡回展览画派重要代表人物,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他早年赴意大利及法国求学,研究欧洲古典及近代美术。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从中央美院毕业的朱老师难免打上这个烙印,特别是在色彩的运用上。

不过,从90年代后期开始,朱老师的油画色彩悄悄变得比过去明亮起来。

199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平等的目光》出版,我请朱老师给我画的素描,放在封面折页作者简介的上面。很久之后的一天,朱老师边说边用拇指和无名指捏成一个小圈说:“我辛辛苦苦给斯雄画的素描,结果他用在书里的时候,居然那么小的尺寸!”我开玩笑说,等我出“选集”的时候,一定把它做成大大的封面。

有一天,朱老师不经意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经常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半夜里恶心得醒了。”

这正是老师的善良。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时刻反思自己。这句话,我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影响至今,以至于经常“半夜里恶心得醒了”,就因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们经常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可悲。比如,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们的老师不计其数,却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对自己的学习和人生有持久影响力、真正是那种“师徒如父子”的那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