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简介 蒋介石坑了张学良?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了东北?

蒋介石坑了张学良?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了东北?

蒋介石坑了张学良,这一说法从何说起?中东铁路所引起的中苏战争,是蒋介石主战的,开战前蒋介石曾对张学良许诺,派遣10万兵力支援张学良对付苏联,但是在开战以后蒋介石除了给张学良派发了200万元外,其他什么忙也没帮上!来看看该历史事件的详细回顾吧!

中东铁路是沙俄在我国东北地区修的一条铁路,1903年修成,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从哈尔滨经沈阳,南到大连,形如“丁”字。并连结俄境内的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后来控制权掌握在苏联手里。1929年,张学良下令收回中东铁路沿线的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沈阳领事库兹涅佐夫就此事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4月,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由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以默认。

5月27日,经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批准,特区警务处以“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为由,搜查了苏联领事馆,在地下室逮捕了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有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的重要职员和各联合会、局的经理或委员。特区警务处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事件发生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拒不放人,态度强硬。这就是“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

当时,苏联和日本在东北都占有特殊权益,但苏联不像日本那样在东北驻有军队。日本明目张胆地把东北视为自己的保护地,公开插足和干预东北事务,苏联对东北安全的威胁远没有日本那样大。而仅仅一年前,张作霖刚刚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为了避免东北孤悬关外,沦为朝鲜第二,张学良冒着巨大压力,毅然选择了易帜一途,就是要使东北和关内联成一气,以全国之力来抵制日本。可见张学良深知日本的威胁远甚于苏联,然而他选择向苏联开刀,颇令人们疑惑。

根据历史学家杨奎松最新的研究成果,没有证据显示搜查苏联领事馆行动是受蒋介石的主使和密令。用张学良晚年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会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早已与苏联断交,这时又屡有情报显示有反蒋倾向的冯玉祥与苏联暗中勾结,而苏联的势力在北满地区又颇为活跃,这种情况无疑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趁着南京政府推行收回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改订新约运动”之机,对苏联发难,就成了张学良向南京表明自身立场的一种极好的选择。当时,苏联在国际上较为孤立,这自然也促成了张“不自量力”地看轻苏联,因而敢于动武的心理。

张学良强收中东铁路

进入6月,苏联一方面在其国内找借口拘押华侨华商施以报复,同时,在中苏边境苏联一侧频繁调动军队,而中东铁路苏方员工亦以罢工等形式向东北当局表示抗议。张学良派兵增防边界地区。蒋介石决定以强硬态度对付苏联。不过两人态度有所不同,张学良想的是让苏联遵守1924年签订的协议,蒋介石想的是索性收回中东铁路全权,大不了和苏联绝交。

为了统一思想,7月6日,张学良专程赴北平,与蒋介石商议中东铁路问题。蒋介石态度很清楚:“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他强调,中苏事实上已经断交,故不必怕与苏联绝交,且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亦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最终同意了收回中东路管理权,驱逐所有苏籍管理人员,之后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的方针。7月10日,张学良下达命令给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中东路权。

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天,哈尔滨特区警务处依据长官公署令,以中东铁路各职工会以及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联合会等苏驻哈机关宣传赤化为由,一律解散或予以查封。当日傍晚,特警处更进一步将苏联驻哈尔滨代理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等59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张学良则于满洲里一带,增兵5个旅,严为防范。[!--empirenews.page--]

中苏彻底断交,中苏边境军队集结

中东路事件发生,苏方迅速做出反应。13日,苏联照会国民政府,声明愿意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中东铁路所下的命令并释放苏联人员。同时警告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将在三日内等候中国政府做出答复。

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蒋介石除了电示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本原定方针,妥慎处理,持以镇静”以外,对苏方的威胁并不以为意。他甚至不愿与苏联就此交涉。南京政府其他要员,如铁道部长孙科、立法院长胡汉民等,亦相继出面发表谈话,声称苏方照会实为恫吓,不足为虑。最终,蒋介石拒绝了苏方的要求。

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苏联绝交,由于东北地区当时在奉系控制下,属南京政府统辖范围之外,所以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得以暂时保存,东北易帜后这些领事馆也没有撤走,因此,双方虽然断交,但不是没有联系。17日,苏联宣布召回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召回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中国驻苏联使领馆人员亦随后经芬兰转去欧洲归国。中苏两国自此彻底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决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开始在中苏边境集结军队。

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

1929年7月19日晚,苏军在绥芬河一带向中方守军开火,并扣留行驶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蒋介石还是不相信苏联会开战,一面坚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一面则要求东北方面退避三舍,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就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在美英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不战而达成胁迫苏联让步提升南京正统地位的目的。

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配合苏联阿穆尔河(黑龙江)舰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重新起用熟悉中国情况、曾担任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政府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在中国时化名为加伦将军)为集团军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8月13日,苏联两艘兵舰侵入黑龙江省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8月15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组成“防俄军”。

8、9月间,德国出面调停,但没成功,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使苏方把过去单纯的示威行动,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入侵。10月12日,著名的同江战役爆发。苏军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名,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战死,士兵伤亡约700余名。战至午后3 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黑瞎子岛也在此役中被苏军占领,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10月14日,东北军为把同江至富锦的河道封锁,先后把6只拖船、2只商船和2艘军舰沉入江底。30日晨8时,苏军飞机10余架飞抵富锦上空,向东北军进行轰炸,东北军虽然做了还击,但损失严重,不得不退却。31日上午10时,苏军集中军舰7艘,飞机9架,步骑兵3000余人,各种炮80余门,全力进攻富锦,经激战,于当日晚6时占据富锦。

11月中旬,东路苏军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

西线东北军受苏军打击更惨

相比较东线战事,西线战事更为惨烈一些。满洲里位于中东铁路最西端,是通往苏联和外蒙的必经之地。11月7日,苏军开始轰炸和围攻满洲里。东北军第15旅英勇还击,坚守阵地。11月17日晨,苏军在远东集团军司令官布留赫尔指挥下,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大炮60门、飞机20余架,并配以坦克、装甲汽车等现代武器,大举进攻满洲里以东的扎赉诺尔。与此同时,苏军进袭扎赉诺尔以东的嵯岗站,以阻断东北军的后援。东北军第17旅拼死抵御,与苏军激战两昼夜,伤亡2000余人,旅长韩光弟、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另一团长何双奇率余部1200余人突围退出。19日,苏军占领扎赉诺尔。[!--empirenews.page--]

扎赉诺尔战役打响后,满洲里的第15旅企图突围东援第17旅,但未成功。不久,攻占扎赉诺尔的苏军转向西进,第15旅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第15旅拼死抗争,伤亡日增,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之时,向南突围,复遭苏军堵截,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役,副旅长魏长林阵亡,旅长梁忠甲以下8431人被俘。

苏军在取得扎赉诺尔和满洲里战役胜利后,曾威逼驻守在海拉尔一带的东北军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放下武器,但遭到拒绝。于是,苏军特别组建了搭乘装甲列车的快速集群。11月25日,苏军占领海拉尔。

这边东北军备受苏军打击。而曾经许诺出兵10万的蒋介石遭遇张发奎、俞作柏、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的巨大压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对张学良啥忙也没帮上。并且,蒋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

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了东北?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

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

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页)。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empirenews.page--]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

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

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62页)。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组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empirenews.page--]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

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

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

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印行,第13-15页)。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

”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

”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

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页)。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

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

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