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王会悟 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

1939年1月,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去重庆为其主持研究室并讲授辩证逻辑。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的武纡生回忆说,从这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

期间,在延安的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欢迎他去延安。李达将毛泽东的信给与同居一室的武纡生看,武氏回忆说,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着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他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

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武纡生认为,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

李达也多次向武纡生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武纡生将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的事告诉了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赖亚力。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60]

随后,周恩来又托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李达,并征求意见:看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的态度不甚坚决,他对吕振羽说:“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去。”并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不会失节的”。

但是,由于周恩来赴苏治伤,董必武此时也不在重庆,吕振羽向南方局负责人博古汇报,博古却误以为李达所说“只要有一碗饭吃”是讲条件,便不高兴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显然是不欢迎李达去延安了。周恩来回重庆知道此事后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利瓦伊汉等都为李达未能去延安而感到惋惜。

1939年秋,李达与王会悟在贵阳分手。1944年冬,生活艰难的王会悟突然收到署名润芝从重庆寄来的一笔钱,使她能够辗转去重庆。这笔钱显然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毛泽东名义寄出的。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了王会悟,问到她和李达的“小数点”。

李达与王会悟分手后,独自去桂林。他本是去广西大学任教,但因为校长、也是他的朋友白鹏飞已被解职而未能如愿,只好滞留桂林靠摆地摊谋生。周恩来知道后,电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副主任曹瑛(石磊)[61]给予经济接济。李达还多次应邀去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并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芝”。[62]

1940年,失业的李达回家乡零陵。他将父亲生前分给他的几亩水田换成旱地栽种果树。1944年8月,零陵沦陷,日寇派人到李达家乡灌塘口搜捕。他背井离乡,逃到永江河胡家洞大马槽(后划归双牌县)的一个庄户人家里躲藏。

逃难途中,他遭遇土匪洗劫。土匪打开他的两个大箱子,以为有很多钱,但是只看到一件皮衣和换洗衣服,其余全是文稿和书信。箱子里的衣服被他们洗劫一空,因为没有抢到钱,他们气愤地将文稿和书信全部烧掉了。这是李达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和珍藏多年的信件,包括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以及冯玉祥将军给他写的中堂。他后来说:“损失皮衣是小事,烧掉我的书稿和毛主席的信笺太可惜了。”

卧睡“龙榻”未“加脚”

1947年秋,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地下交通给时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带信要他去解放区。毛泽东的信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63]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报指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但是,李达却因为胃穿孔住进了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而未能成行。

其时,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64]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65]正在酝酿起义。李达和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紧密配合,参与策动程潜、陈明仁领衔的湖南和平起义。省工委策反组长余志宏还特别请李达做程潜的顾问方叔章的工作,使方叔章很快明确了形势与和平起义的必要性。

1948年10月19日,方叔章受省工委委托,在自己的住所举行宴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潜族弟程星龄,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地下民主同盟负责人萧敏颂,已成方氏常客的余志宏均应邀赴宴。

而李达这样一位中共发起人和著名的社会科学权威人物的到来,更是为方府宴会增添了风彩。宴会的话题自然是湖南和平起义问题。萧作霖说:“我看程潜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李达接过话头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是一定打不得了。

打下去对国民党来说,只能加速其灭亡之进程。”李达分析了湖南所处的形势,并胸有成竹地说:“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是从武汉路过有一个短时间的停留,湖南之解放就在旦夕。

”他在回顾程潜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共合作的历史之后,又继续说:“孙中山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依我看,颂公应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萧、邓、程等省军政要员向程潜报告了方府宴会的情况。程潜听后频频点头,还特别称赞李达的真知灼见。他激动地说:“本来嘛,如他所言,除了和平起义,别无他途。”

李达还通过欧阳敏讷做程潜起义的工作。欧阳敏讷时任《湖南民国日报》社社长,30年代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崇拜李达的学术成就。1948年11月,李达因胃穿孔住进湘雅医院,他约欧阳敏讷去医院谈话。李达说:“程星龄找过我两次,要我做程潜的代表,到石家庄去见毛主席。

我怎么能做程潜的代表?有些话对他不好说,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向程潜传一下话。”他要欧阳敏讷向程潜传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第二,要保护工厂、学校、商店、交通不受破坏;第三,要维护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照常进行。“只要程潜做到了这三点,如果我到了石家庄,一定同毛主席讲。”

李达因为支持湖大学生运动,引起湖南省教育厅长王凤喈的不满。他在省政府的一次特种汇报中报告说:“共产党的学生运动,湖南大学是大本营。李达、伍薏农等是领导核心。”长沙警备司令还亲递以李达为首的黑名单18人,“请求派兵拿办”。后来,程潜得知特务要对李达下毒手时,他主动提出送李达去乡下暂避。

1949年3月,李达收到香港三联书店经理徐伯昕的一封电报,告“董事长有事相商,盼即来港”。他猜想,“董事长”必是指毛主席,于是他写了封信,嘱中共地下党员陈力新去香港,找徐伯昕问个明白。陈力新到香港后,中共华南局代表邵荃麟很快接见了他。

邵荃麟兴奋地说:“你来的太好了,毛泽东主席几次来电催我们,要尽快设法接李达到解放区去。我们正在考虑怎样着手哩!”他委托陈力新回长沙后尽快护送李达来香港。程潜听说李达要去北平,他立即赠送旅费,并请李达将其和平起义的意向直接上达毛泽东。[66]

1949年4月16日,李达由陈力新、李梅彬护送,离开长沙,经广州于4月20日到达九龙,下榻弥敦道酒家,吴获舟、潘汉年先后来看望。21日,吴获舟即接李达去香港六国饭店。

5月8日,李达一行200余人乘“岳州号”货轮离港,历时七昼夜,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于5月14日到达北平。与李达同行的200余人都被安排住前门饭店,唯有他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下榻。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为李达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利瓦伊汉到李达下榻处看望。董必武也住在北京饭店,他们欣喜重逢,续叙一大旧谊。

四天后,5月18日,林伯渠来北京饭店接李达去毛泽东下榻处的西山双清别墅。两位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相见,毛泽东握着李达的手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唠。”

李达述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他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致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愿。毛泽东也从党的组织系统知道这件事的每一步进展乃至细节。因此,彼此心同,李达不费多言,即已完成了临行前程潜托付给他的重大使命。

李达述说了大革命在武昌与毛泽东分手以后的情况,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一道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主席,现在虽然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棉薄之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和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李达脱党的错误。

他说,你早年离开了党组织是一个错误,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

只要是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做你的历史证明人,你去找找刘少奇和利瓦伊汉,请他们做介绍人。

对于毛泽东如此真情而感人的关切,李达一再表示感谢。后来一说到这件事,他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67]

毛泽东还特地询问了王会悟。但是,因为李达早已与王会悟分手,所以对于毛泽东的询问,他颇为尴尬,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李达对王会悟仍然割舍不下。抗战胜利后,他给邵力子写信,请他帮助,让王会悟和女儿心怡搭乘民主人士乘坐的船只由重庆去南京。

他到北平后,又给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学的女儿心怡写信,要她们母女去找南京军管会主任柯庆施。柯庆施1920年同王会悟一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情地接待了王会悟母女,并于7月安排她们去北平,也住在北京饭店。

他北平法商学院的学生、后来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尹景瑚去看他,还兴高彩烈地说,师母就住在楼下。但是,他们既已分手,也就只能是朋友了。新中国国成立后,李达把自己的工资分成三份,自己留两份,一份给没有工作的王会悟。他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看王会悟。他称王会悟为王老,王会悟称他为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