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的作品 刘晖谈当代中国的迷失:应当办怎样的大学?

2017-06-13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5月11日-12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举办,与会嘉宾认真审视那些障碍中国教育前进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各界一起合力,探寻中国教育前行之道.如下是搜狐财经在现场的报道:刘晖(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负责人.党委书记.教授.博士):我试图从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对当代大学的一些理解.首先一个问题,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钱学森先生对温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时说大学迷失了自我,应该培养人才,但是没有培养出来,什么原因,我们应该关注

5月11日-12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举办,与会嘉宾认真审视那些障碍中国教育前进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各界一起合力,探寻中国教育前行之道。如下是搜狐财经在现场的报道:

刘晖(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负责人、党委书记、教授、博士):我试图从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对当代大学的一些理解。

首先一个问题,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钱学森先生对温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时说大学迷失了自我,应该培养人才,但是没有培养出来,什么原因,我们应该关注和追寻背后的一些原因。

其实答案或者一部分答案是在钱学森本身。1958年6月15日第四版钱先生有一个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钱学森毕竟是科学家,他比较保守估计在现有基础上可以提高20倍,同时说到一个数据,他说今年河南有些地方丰产,在试验田里一亩地收了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亩产了160万斤。

我提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评价钱学森先生,他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我们一个要深思的问题。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人生际遇的转向并不是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汉人替代了满人,而是教育转型下的人生转变,“废科举、兴学堂”带来的人生际遇转向。一个全新的现代机构文教机构——大学产生了,横空出世,因此大学在最近一百多年,如果以1898年北大为起点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学迷失于三股力量交锋之中,一个是历代文教老传统,第二个是近代革命新传统,第三个是消费主义 传统遗存 改革功利的需要造成了这么一个结局。

老传统,学在官府、文以载道、官学合一、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这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大历史力量。上午张传燧教授谈到了文化的问题,我想这个文化的力量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谈到改革,毫无疑问,光绪皇帝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皇帝,光绪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锋,他颁发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维新变法,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尤其提出了“以期人才辈出,共建时艰”。

新传统,1917年真正开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民国大学的很多故事我们津津乐道,当然也有糟粕,还有党化教育,还有历史虚无主义,革命的天然正当性。我们分析今天的大学,不得不考虑新传统的持续影响力。当年北大的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生多么朝气蓬勃。

尊重山第二次到岭南大学视察,1923、1924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应该说开始了我们所谓的被称为党化教育。这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大学优秀传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掉这种党化教育对大学工具化的诉求和传统,一直持续影响着我们。

改革开放30年,大学迷失于消费主义,比如说功利主义,学术GDP崇拜,应试教育等等,我们在分析大学迷失的时候,这三种力量需要我们彻底梳理和反思。

说到大学的迷失,我做了一点归纳,大学生活政治化,这个政治化是泛政治化。前天一个老师跟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现学生当中请假去参加广州市有一个叫做建团90周年的活动,一个班总共30多人,一下子少了12个人,老师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亚运会期间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抽调去当义工,去公共汽车上维护秩序,而且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余地的,是上级命令必须安排的活动,大学生活政治化是常态化。

这跟当年文革的政治化不同,但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式。

还有大学管理行政化,还有大学资源等级化。广州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我们感觉最深,985、221、副省级、副部级,最后到了我们这里资源是末端的。因为省市共建,我们要跑广州市政府、广东省政府、中央教育部我们才能拿到一些资源,所以对地方大学来讲,我们感受非常深。

还有大学文化粗鄙化,今天我们如果出席一些酒会或官方聚会,我们会感到可能跟老百姓生意场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距,无论是语言方式还是行为方式。

当然这也提心了校园的商业化,知识的尊严被解构以后的趋势。还有大学学者犬儒化,经过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风波以后,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我们又回到书斋,思想家向学本家转型。当然这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作为知识界的普遍心态和状态,这是值得担忧的。

这一点上中山大学非常值得尊重,鸢尾市这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发出一些声音。最后一个是大学学术数字化。我们感受很深,这个学期开始到目前我大概填了6套表格,填表填得头发昏,你不填票就没有资源,没有资源就评不了职称等各种名堂,数字化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方式,我们也深受其苦。

怎么办?一个是权力的问题,上午朱主席(指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名教育家)谈到“六修五立”,我认为应该是六立,还应该有一个大学法,大学法应该真正规定政府什么样的权力不能进入大学,什么样的全权力是大学应该坚守的。

再一个是把学术还给教授。刚才董云川教授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科研数量、科研基金的数目字非常惊人,好几个亿了,但是我们真正能够传世的科研成果能有多少,这个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政治权利的垄断使学术资源不能真正为学术所用。

大学还要把权利还给学者,学者把资源还给老师,现在学者垄断资源,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可能也有人骂我拿了不少资源,有些老师真的是非常不融资,拿资源的条件比较少,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公平的资源配置。

刚才杨东平教授讲到老师把时间还给学生,老师真的应该给学生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在大学城感受很深,到了4点半班车马达就开始响,一车一车的老师离开大学城,然后这些学生晚上就变成了学生城,干什么不知道,靠值班教师在维持的一种局面。

老师对教学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觉得让大家少填一点表格,多去课堂,多去接触学生,这恐怕是我们一个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