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禄夫人 硬伤累累的《过去的年代》——兼谈李延禄等人的入党问题

硬伤累累的《过去的年代》——兼谈李延禄等人的入党问题

 李延禄的后人和作家骆宾基的后人在西城区法院上信誓旦旦地说《过去的年代》是“信史”,是“史记”。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一本硬伤累累的书。请看书中关于“吉东局”的表述。第一次出现“吉东局”这个词是在第69页,李延禄说“我因为在镜泊湖大捷之后,很遭孔宪荣等猜忌,又加党支部书记孟泾清同志去吉东局汇报没回来……”;第二次出现“吉东局”这个词是在第76页,李延禄说“孟泾清同志在墙缝战役打响之前离开部队到吉东局汇报去了……”;第三次、第四次出现“吉东局”这个词也是在第69页;第五至第八次出现“吉东局”这个词是在第79至80页,李延禄说“在中心县委派来的党员中,大部分都要随着孟泾清同志去后方,在前方部队留下来的,只有我和刘静安两个人。

另外一些党员,还是在部队停止发展党以前发展的,我们必须请求吉东局另外再派支部书记来作领导。同时,我们以前在部队中发展的党员,也需要请求吉东局正式批准。因之,我们就以支部的名义,由孟泾清和我两人签署,向吉东局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大意是:县委小李调走了,有关我们已经发展的党员,如何解决,请指示;并说明我们由于形势发展和所需要采取的诸项措施,列出根据镜泊湖大战的考验和我们长期的了解、在部队停止发展党以前所发展的党员名单。

这名单上有史忠恒、李凤山、朴根重、李延青等七人,其中注明朴根重同志已在墙缝一役牺牲,是属于追认的性质。以后,我们接到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签署的批示,内容如下:同意你们的工作报告,经了解,认为你们这段工作是有成绩的。

去东宁县的党员,由孟泾清担任支部书记;留下来的和新发展的党员组成支部,由李延禄同志担任支部书记,要积极发展抗日的力量。签署时间是1932年5月。”

在这里,李延禄透露出一个惊人的信息,那就是在镜泊湖大捷之前,史忠恒、李凤山、朴根重、李延青等人根本不是中共党员。更为惊人的是,这里提到的以上几位同志的入党是“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批准的,而满洲省委吉东局的成立时间不是1932年,而是1933年5月,也就是说这几位同志是1933年5月以后才加入中共的。

请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共黑龙江历史第一卷》第216页“1933年5月上旬,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正式成立,书记孙广英、组织部长潘庆由、职工部长吴福海。局机关设在穆棱县下城子。”

是李延禄不知道吉东局成立的时间吗?显然不是,而是骆宾基为了情节虚构的需要,不顾历史的真实,将吉东局成立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这样,就把1933年以后入党的人说成1932年5月以前入党了。即便是这样,这些人也是1932年5月以后,也就是镜泊湖墙缝战之后被批准入党的。

更为有意思的是,《过去的年代》第10页,李延禄还说打敦化之前,就在第一补充团中成立了党支部,“当时,参加支部工作的还有史忠恒同志和补充连连副朴根重、李凤山,他们都是新党员”。

    再请看《过去的年代》第二部分“在红旗下奋勇前进——东北抗联四军的少年”第192页,这是1933年5月的事情,李延禄要和史忠恒分别,李延禄说“我们俩是在王德林的老三营驻防地小城子的时候就结识了。当时,他还是‘老三营’的一个班长,经过镜泊湖连环战役的考验,我们才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后来逐步提拔为三团团长”。

当初,看到这个地方时,我是使劲揉了揉眼睛的,我没有看错吧!确实没有看错。怎么如此矛盾。这是信史吗?李延禄的后人、骆宾基的后人你们怎么来解释这些问题。

其实,李延禄自己的入党时间都存在问题。在姜宝才采访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金宇钟先生的视频中,金宇钟说,李延禄曾问过他,你听说过有人议论过我的入党问题吗?金宇钟回答,没有。李延禄为什么要这样问?深层的含义我就不说了。这个视频我已经提供给法院了,想必李家后人已经得到了。

李延禄的入党时间,《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给出的时间是1931年7月。我检索了中央档案馆和辽吉黑三省档案馆合编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得到了许多关于李延禄入党问题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都是东北党的重要文件。请看:      

甲38卷第468页《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已经和我们有关系的队伍如吴义成、李延禄的队伍,现在还保持着关系。吴已到安图,详情不知,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

甲38卷第482页《团绥宁县委关于客观形势、工人农民士兵情形、组织状况及工作计划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

“党所领导下的队伍,李延禄现已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执行党政治纲领,内有C.Y二人。”  

甲16卷第348页《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李延禄的部队约二百余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过长期的战争的部队,成分很好,大多数是农民,反日情绪很高,能相当接受党的主张,李已加入党,队伍中有四个同志,这部分队伍是由第二种游击队过渡到第四种游击队的形式。”

何成湘是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甲16卷第246——247页《团满洲省委关于东线工作给吉东局及东线各地团部指示信(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首先在平南阳及李延禄部队内,建立起巩固的工作,把这两部分队伍彻底转变为真正在党领导之下的队伍”。“虽然平南阳及李延禄现在已是党员,假使该两部队建立不起党的领导而形成个人领导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甲16卷第140页《中共满洲省委、团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给东满党团特委信(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在反日武装队伍里(救国军、山林队)没有绝大的党与团支部的组织。”

甲17卷第234页《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

“东线李延禄部——据过去报告,原有二百余人,李本人加入党,有党的支部。但这队伍始终没有在党的路线下行动和工作,现在人数减少至三十余人,其中只有两个团员。”

 甲17卷第66页《中共满洲省委给吉东党全体同志信——关于吉东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今后工作指示(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李延禄部队中工作坍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下所断送了的。介绍李延禄等不可靠的上层领袖入党,而放弃任何下层群众工作……”“李延禄不仅是队伍的领导者,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支部的‘领导者’,李延禄不愿意了,对共产党叫一声‘捆起来’、‘滚蛋吧’,工作马上坍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马上失掉了,这是李延禄不好!不是路线问题!”

甲17卷第73页《中共满洲省委给吉东党全体同志信——关于吉东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今后工作指示(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对于金山、三侠、张雨庭、柴旅、李延禄等部队,要转变过去的工作路线,动员党员团员用要求入队的方法,打入这些部队里去,建立反日会及党团秘密支部,如果有党团员在这些部队里已经为上层领袖所知道,他们应当单独编入组织。”

甲22卷第114页《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吉东反日战争新形势和我党的迫切任务——第二次讨论省委二月一日指示信(一九三四年四月)》:

“把第二种游击队变为第四种游击队。以为吸收了长官入党,队伍便变成了党的,经过长官的同意便可在队内实行赤色游击队的办法。由于这个路线出发,吉东局和吉东党首先便吸收了李延禄入党”。

甲22卷第186页《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关于满洲目前游击运动的新特点及迫切的要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

“我第四军自去秋第一团受相当之打击后,一、二两团均无多大发展,第三团(新收编山林队小白龙部)虽在我第五军东部派遣队支援帮助之下,发挥在穆棱、勃利方面活动,然而‘大讨伐’开始,该团即企图投降敌人,曾被我第三军收缴其大部武装并将小白龙击伤。

结果未被缴尽逃走的部分仍投降日寇,而将枪械交与敌人,整个第三[四]军的无发展与缺乏活动力,其主要原因由于军长李延禄(一九三三年吉东党介绍加入党组织),抱着消极右倾的现成主义,以及军部领导薄弱异常所致。”

魏拯民是东满党的主要负责人。 

甲37卷第130页《中共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现在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同志,是动摇在共产党和一部分有革命思想的国民党(如李杜、王德林及西南派等)之间的一个人。他是[否]能成为一个坚决的共产党员,是由我党的领导工作来决定。

他的家是个小地主,他本人在救国军时代当过团长和前临指挥官,那时他是在绥宁党的影响之下。当救国军失败的时期,他曾由绥宁派去的张连东、小×××同志领导之下,将他所领导的队伍二百余名全都带出来在外边进行游击战争,在宁安一带得到相当影响。”

这里的北满省委书记老冯是指冯仲云。  

李延禄口述,作家骆宾基整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过去的年代》自出版以来饱受诟病,一直被当作小说。在第186页中,李延禄就自己的入党问题说“我在入伍之前,原是吉林织布工人,由于在吉林受到大学生政治运动的影响,转而入伍,觉得要改变国家的腐败、软弱的局面,非摸枪杆子,打出一条出路不可。

我从普通的列兵升到司务长,在延吉原籍(也是驻军的地方)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誓为共产主义革命而奋斗终生。因为那是在‘九一八’之前,而我又是一个东北军下级军官,所以候补期为六年。

‘九一八’之后,一般的候补期由于战争的形势要求,都改为半年。我和孟泾清同志分手去兴源镇,接到吉东局的批示让我担任部队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实际已经转正了,但因为孟泾清同志没有正式通知我,自己还认为候补期未满。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指定我任支部书记,已经是提前转为正式党员了。”

李延禄关于自己入党的口述是混乱不清的,他说他是1931年九一八之前入党的,还说“我又是一个东北军下级军官,所以候补期为六年”。

关于后补期中央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中共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明确规定了发展党员要有考察期:“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最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

”1923年7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入党者的考察期改为候补期。规定:“本党候补党员的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根据入党者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乙):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丁):凡脱离其他政党加入本党者,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

如果按照李延禄所说六年候补期,1937年他才应该是中共正式党员。

李延禄说“接到吉东局的批示让我担任部队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实际已经转正了”。

满洲省委吉东局是1933年5月上旬成立的,按照李延禄自己的说法1933年之前他并不是中共的正式党员。

根据以上我所摘录的满洲省委和吉东局文件证实1933年5月之前李延禄根本就不是中共党员。

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中说“我和孟泾清同志分手去兴源镇,接到吉东局的批示让我担任部队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实际已经转正了,但因为孟泾清同志没有正式通知我,自己还认为候补期未满”。

李延禄和孟泾清分手的时间是1933年4月,不是他说的1932年。1932年5月那时还没有满洲省委吉东局,也根本不存在孟泾清通知他是否转正的问题。1933年4月孟泾清离开李延禄其实是李延禄给排挤走的。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合编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卷《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说李延禄部队在宁安期间“结果士兵武装,给养感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乃种数百亩鸦片烟保护地,不想天不作美,今年的鸦片不收。

正在没有办法的当头,就想起了密山大烟很多,可收很多烟,遂到密山去。史营不肯到密山去,愿到汪清去,据史中恒说‘共产党倒好,但李延禄不是做事的人,不肯听党员的话’(史中恒及其队伍现在都加入了汪清游击队)。”(第65页)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卷《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说,李延禄在自己的队伍中排挤共产党“三个旧同志也被李延禄排挤走了二人,孟同志以企图缴司令部械的错误,被李打发至周保中处去了”。(65页)

这份文件还说张建东离开李延禄部队也是“被李延禄队驱出来的”。(73页)

根据满洲省委和满洲省委吉东局的文件说明李延禄的入党时间是1933年5月之后,此前李延禄不过是靠近中共党的组织的一个外围同志罢了。

最后,我将1955年东北军区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第六集第46页《中共满洲省委在反日义勇军中怎样进行工作(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一文中的一段话抄录在此,供参考:“吉东局想在李延禄部队中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介绍李延禄入党,要李延禄当支部书记,在吉东局想来,李延禄做了党员,当了支书的领导者,同时又是队伍的领导者,这样一来,这一队伍就在党领导之下了,这一队伍就是党的队伍了,这就叫做吉东局在李延禄队伍中的办法。

请读者想一想这一办法究竟好不好呢?对不对呢?李延禄入党几个月了,当了支书几个月了,到他不愿时,他就对其他的共产党员说‘你们滚蛋罢,不快滚就捆起来’。吉东局在李延禄部队中的领导权就马上失掉了”。

这一段话和上面摘引的文件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这些都是中共满洲省委各级组织的历史文件。既然是吉东局批准李延禄等人入党,那么李延禄等人的入党时间就是1933年5月之后。这是历史的逻辑决定的。

《过去的年代》是“信史”吗?是“史记”吗?欢迎李家后人、骆家后人拿出证据来反驳我。(史义军,2016年11月5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