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徐志摩 往事揭密:徐志摩、凌叔华八宝箱事件之真相

2017-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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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林徽因没有拿出信件在先,又借助胡适,以名正言顺的遗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给她.或许,凌叔华是想到日记内容与林徽因相关,日记一到她的手里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见到了.凌叔华当时"神色极不高兴"地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林徽因也考虑到凌叔华的心理平衡,让她带走了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也有为徐志摩写传的想法,陆小曼的日记,当然愿意细读,便不客气地拿起.这才有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

林徽因没有拿出信件在先,又借助胡适,以名正言顺的遗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给她。或许,凌叔华是想到日记内容与林徽因相关,日记一到她的手里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见到了。凌叔华当时“神色极不高兴”地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林徽因也考虑到凌叔华的心理平衡,让她带走了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也有为徐志摩写传的想法,陆小曼的日记,当然愿意细读,便不客气地拿起。这才有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凌叔华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也提到过此事:“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凌叔华知道八宝箱落到林徽因处,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我就要来看”说明她从林徽因处拿走了小曼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这自然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又抄与胡适看。内容大抵是不会错的:“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当即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读到,望她能体谅。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凌叔华写了那封给胡适的信,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适明显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说的。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手上的日记又给人看过,不拿出来怕是说不过去。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好林不在家,她也留了个字条。

林徽因得到这本日记,仔细一读,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中间缺了一段。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计划得很糟”一句终,“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当时一定气极了,但碍于面子,又不好与凌叔华当面理论。她一定在朋友中说了些什么,有人把她的话传到凌叔华那儿,又有人把凌叔华的话传到她这里。两人的矛盾愈来愈深,传言也就愈来愈利害。林徽因最终又去求助于胡适,这便是胡适12月28日致凌叔华信的由来。

胡适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胡适写道:“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想到了,不好回绝,且凌叔华也不愿得罪胡适。但她当时并没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这从胡适后来的日记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也可能是在更早几天,凌叔华将从林徽因那里拿来的陆小曼日记交给了胡适,因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说明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记已回到胡适手里,胡适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林徽因。

胡适可能是从凌叔华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说法,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释,于是,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连写了两封长信。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原委,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当天胡适日记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而不是陆小曼的两本,所以这里的“此中果有文章”,不会像有人说的,是凌叔华所谓“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而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这在各种传言中说得挺厉害,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

胡适日记中还粘贴的凌叔华的一封信:“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起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有备与未备分别大得狠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即日”

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胡适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话:“我查此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给林徽因的日记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给胡适时又截去四“叶”,凌叔华的所作所为让胡适也很不满。胡适日记此后则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凌叔华会交出那四“叶”日记吗?胡适将这半册英文日记也交给林徽因了吗?我们无从知晓,一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便这样没有结局地结束了。

还需要交待的是,林徽因手中的八宝箱是怎样处理的呢?林徽因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

……‘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

”这里说的很明白,徐志摩的日记不宜出版,也不必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现在要做的“只是收储保存”。由谁来保存呢?赵家璧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

”卞之琳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

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虽然是口口相传,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于最后的下落,卞之琳说得很含蓄,但从“物随人非”一词看,大约是说林徽因死后,林的某位家人由于某种原因,将其销毁。 陆小曼一腔怨气

在这场所谓的争夺八宝箱的事件中,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对她说过,要将康桥日记给她,与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时写给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时,由于康桥日记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愿让这份日记落到别人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凌叔华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嘱咐让她保管,并且,她也需要这些资料来做传记。由于林徽因得到胡适的支持,凌叔华节节败退,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在她极不情愿地做这些事时,想到了陆小曼,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遗稿的合法继承人。她向胡适表示,希望将这些日记交给陆小曼。

凌叔华对陆小曼还是比较关心的,1925年徐志摩出国,她曾到陆小曼那里深谈。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住在上海,她也去看过他们,并给小曼介绍画家为师。在一封约写于1932年的致胡适的信中,她还写道:“你到上海时,我希望你能托一个像王文伯那样聪敏而有决断的人,好好的看看眉。如遇不像样事,打开一切直告她知道。她早不是孩子,又不是笨人,我想不至于辜负这一片好意。最好同时有几个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能有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凌叔华建议把徐志摩的遗稿交与陆小曼就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胡适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倒不是由于陆小曼日记中有涉及他和张歆海等人的闲话,让他很不高兴。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胡适就劝徐志摩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并有意让徐志摩与陆小曼离婚,他和徐志摩的许多朋友一样,以为徐的颓废与消沉,完全是陆小曼害的。而此后,陆小曼配合赵家璧,编辑《志摩全集》,准备由良友出版;胡适略使手段,便将别人编好的稿子全部夺来,转交给商务。胡适若是动了恻隐之心,最多也只是会让那两本小曼日记物归原主。

凌叔华在徐志摩生前即见到过小曼日记,后又从林徽因那里取来,再交给胡适。

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曼日记》的来源,陆小曼却有自己的说法:“其实关于这本日记也有些天意在里边。说也奇怪,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每次出门,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了走,惟有这一次他匆促间把它忘掉了。”这里说的明白,《小曼日记》是徐志摩丢在上海家中的,并非胡适或北方某位友人转交来的。如果陆小曼的话可信,胡适手中的两本《小曼日记》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凌叔华的话可信,陆小曼又有什么理由撒谎呢?这是有关八宝箱中文件来龙去脉的一个疑点。

陆小曼身在上海,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继《爱眉小札》之后,又与赵家璧合作,计划编辑《志摩全集》,她向胡适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记及书信,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赵家璧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

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

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

十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因为赵家璧文中有记:“……他们二人都还各人写过几本,当时小曼曾告诉我,保留在凌叔华手中。她当时曾去信要求借来编入全集,却连一封信也不复。”赵家璧知道北京发生过几本日记的争夺战,是80年代的事,那么陆小曼至死还不知道,那只八宝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会抱怨不已。她与凌叔华原本还有一段交情,而她对林徽因向来只有嫉恨。

为了八宝箱一事,凌叔华与胡适也闹出许多不快,不过她很快便试图和解了。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在对待有关徐志摩的事上,处处让着胡适,就是她主动讲和的一种姿态。但对于林徽因,她始终耿耿于怀。林徽因占了上风,是胜利者,她是失败者,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是个结。直到晚年,凌叔华在信中谈到八宝箱时,还是抑不住对林徽因表现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