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国际法 一个民族的国际法教师——王铁崖先生百年追思

周鲠生、李浩培、陈体强、倪征日奥、韩德培、王铁崖、丘宏达、郑斌,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华人国际法大师,其中又是谁,对中国国际法人才培养贡献最大?

学界公认,非王铁崖先生莫属。据统计,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仅北京地区由他培养的研究生,就多达180多名。

回眸神州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一日千里。细细盘点众多国际法“第一”的纪录,都与王铁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979年他在北大第一次招收国际法硕士生,首创国际法本科专业;次年他创立中国国际法学会;

1981年主编新中国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奠定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雏型;同年,王铁崖被选进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国际法研究院,成为第一位中国籍院士;1982年他创办《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他成立国际法研究所;

同年招收国际法博士生。1987年他成为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他还是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第一批中国学者;1997年他当选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一位中国法官……

今年,适逢一个民族的国际法教师——王铁崖先生仙逝10周年暨百岁冥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再版推出邓正来编纂的《王铁崖文选》和《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寄托哀思,以表纪念。

1913年7月6日,福州才子王寿昌喜得幼子——王铁崖。父亲留学法国,与友人林纾(字琴南)合译小仲马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作问世,享誉文坛。

民国肇建,王寿昌出任外交部驻福建省交涉特派员。有这样一位脚踏中西文化的父亲,无怪乎王铁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全人教育。家中私塾勤读四书五经,不忘学习洋文西学。对世界的了解,最初来自从事外交工作的父亲。

日本虎视眈眈,百般欺凌中国,印象刻骨铭心。多年以后,王铁崖依然记得幼时无意间,在父亲办公室中看到他和日本领事激烈争执的情形。

堂兄出使比利时担任公使,参与处理国际常设法院有关中比不平等条约案件,也给年幼的王铁崖留下深刻印象,最终促使他选择走上研究国际法的道路。

16岁的王铁崖负笈上海,入复旦大学,开始接触国际法。17岁的他,对国际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他的一生与国际法再也未曾分开过。1931年,王铁崖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去访京师有道人。

打开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的注册卡片——姓名:王铁崖,性别:男,籍贯:福建省闽侯县,(民国)22年6月在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21岁。

暮年接受母校记者采访,看到这张发黄的卡片,先生念叨着:“很好,很好。谢谢。”回忆,就从这张注册卡片开始,前尘往事,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当时清华的图书馆非常好,参考书可以到图书馆去借。许多课程教员一上来就告诉学生这门课要念哪些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在图书馆都有,可以去借。但有一个规定,晚上可以借回去看,第二天必须还,这个制度非常严格。

图书管理员办事很认真,我得益很多。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需要参考两本外文书,一本德文的,一本法文的。当时图书馆没有这两本书,我给图书管理员说了,管理员说我们给你买。果然没多久就从德国和法国买回了这两本书。这种情况不光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现在,国内许多大学也做不到。”

“清华还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教授都是有名的学者。像法学院的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选外系的课,我选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课,常去听蒋廷黻先生的课,他是当时国际上很有名的学者。还有叶公超,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英语当时不光在国内是一流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我差一点儿选他的课。在清华的几年,我确实收益很大。”王铁崖事后回忆感慨万千。

母校住宿与学习条件,可谓尽善尽美。“清华大学确实是最好的,我对于在那里5年的学习生活感到非常满意。”教学质量一流,经常有昆西•怀特这样的外国大牌学者来访讲学。硕士期间,又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陈体强,二人同行相亲不相轻的友谊传为佳话。

水木清华浓厚的学术气氛,加上自己的天赋和好学,王先生一展长才,大显身手。大学期间,论文《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华领事裁判制度》广受好评。1933年大学毕业,他凭借优异成绩升入研究生院,并将国际法学选定为自己专攻的术业。

导师王化成是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法教授昆西•怀特的高足。3年后,王铁崖以《租借地问题》一文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以条约为依据,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一个具体环节——租借地,是中国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早期力作之一。同年,他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观》,初试啼声。

1936年,先生参加中美庚子赔款留学考试,雀屏中选,成为当年国际法专业“状元”。奖学金要求获得者在国内导师指导下,留在国内进修1年,王先生选择“中国国际法学的鼻祖”——周鲠生教授,后者建议他到哈佛大学或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

王先生选择了后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劳特派特教授所著的《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私法渊源与国际法之类比》,对王先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当然希望能跟随大师。

负笈英伦,师从享誉国际的名师,并得以交往其他世界级的国际法学者,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先生在国际法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忆及第一次拜访劳特派特教授,先生记忆犹新。大师大惑不解地劈头就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搞条约研究呢?”24岁的王铁崖从容答道:“中国多年来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青年学者研究条约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教授大为动容。

两年留英期间,王铁崖选修詹宁斯的《国际法概论》、拉斯基的《政治社会理论》等课程,受益匪浅。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召开中日冲突的学术研讨会,先生积极参加,更曾两次致信《泰晤士报》,为中国抗日立场鼓与呼。

1939年夏,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满怀报国热忱的他,忍痛放弃学位返国。日军轰炸,外文书籍化为乌有。武大校长周鲠生伸出援手,邀请他前往暂设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王铁崖从此开始了他的国际法讲学生涯。这一年,他27岁。

抗战期间,条件艰苦。他的学生,后来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回忆:“我记得王铁崖老师在1941年住在乐山一间自租的旧式房子里,卧室、书房、会客室都在一间里,同学来多了就只能有坐有站,但照样在讲学论道!”

适逢中美、中英之间订立新约,废止在华领事裁判权。王先生欢欣鼓舞,推出《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部力作,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在当时国际法著作稀少的情况下,这两部书的出版,无疑十分宝贵。

端木正说:“王老师的《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书都是用四川土纸印刷的。我当时在昆明买到,立即和两位同学如获至宝地拜读,也不怕伤了眼力。”先生相继发表《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冲突》和《国家继承和条约》两篇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编辑历史文集时,将其列入抗战时期的代表作。

王铁崖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就是五四以降,几十年间中国国际法学者念兹在兹的奇耻大辱——不平等条约问题。饱受列强百年欺侮,中国面临的最棘手难题,正是早日废除不平等条约。先生响应时代的最强音,将学术汇入全民族启蒙与救亡运动的洪流。书生报国,感人至深。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与王彩女士喜结良缘,相知相爱一生。1997年,正值55年宝石婚,先生赋诗一首,诗曰:“宝石花开正鲜艳,相依欢度五五年。往事追忆知多少,情深意坚共向前。”

抗战胜利,声誉鹊起的王铁崖,应邀任教北京大学政治系。日后半世纪,他扎根北大这片科学民主的沃土,深耕不辍,以卓绝的毅力和胆识,使国际法学在北大开花结果。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法学重镇。

1952年院系调整,王铁崖调入历史系,开授国际关系史。1956年,先生完成《中外旧约章汇编》,收集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到1949年间中国同外国所签订的1182件条约。全书共3卷,340万字,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部凝结了先生十几年心血的条约汇编,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必备参考书。王铁崖的“条约癖”终成硕果,嘉惠士林,功莫大焉。

“反右运动”中,先生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发配到图书馆整理资料。身处逆境,先生却未怀忧丧志,怀着对国际法的高度热爱,编辑《海洋法资料汇编》,合译《海上国际法》,翻译凯尔森名著《国际法原理》。文革中,合译世界名著《奥本海国际法》。

1970年代以来,王铁崖重新出山,开始活跃在中外国际法学术交流的舞台上。1990年,他登上海牙国际法学院夏季讲习班学术讲坛。该学院是国际法最高学府,每年聘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授课。那一年,他以《国际法与中国》为题,纵横捭阖,全面讲述中国国际法,反响强烈。讲稿收入《海牙国际法演讲集》,成为国际法学界权威的参考文献。

1993年,为祝贺先生80寿辰,加拿大国际法教授麦克唐纳主编出版《王铁崖纪念论文集》,收录了24个国家和地区的59位国际法学界一流学者的英文纪念论文。全书厚达900多页,由海牙知名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国际法学界第一次给予中国学者的特殊礼遇。“它不仅是我的光荣,更是北大、中国的光荣。”先生感慨,“这是我最宝贵、最崇高的荣誉。”

1995年,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国际公法大会。王铁崖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发表了题为“国际法教学与国际法普遍性”的演说。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令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折服,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从他身上,全世界看到了新中国国际法学家的风采。

两年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届大法官就职仪式上,84岁高龄的王铁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此前,在16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选举大会上,他以123票名列第一,这是对王老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60载所付出的心血的回报。王铁崖却动情地说:“这是因为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不可替代。”

任职期间,先生每天都要分析、翻阅厚厚的卷宗,丝毫不敢懈怠。“别人可以从我身上看到中国学者的风貌,我要为国家争口气!”先生说,“不容易,这个工作不容易。人家都看着你中国人怎么办呢。人家都认为你中国法律比较落后,人家要看你中国人的法律到底怎么样。”不顾年迈体弱,王老再次以出色的工作,展现了中国学者的精深造诣,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教学育人上,先生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一生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讲课之多,难以统计。1976年,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国际法的教学工作。先后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派遣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学习和进修。许多学生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了当今中国国际法领域的中坚力量。

王老一生以北大为家,以学生为友。给学生签名、写信只署“铁崖”两字,慈爱平易之心跃然纸上。学生点滴的困难,都会记挂在心。早年学生薛谋洪没有实习路费,生活并不富裕的他,送了两袋面粉给薛换取路费。

1982年春节,爱才的王铁崖冒着风雪,骑车到校党委书记家中,恳切要求留下两名学生,充实北大国际法的研究力量。在海牙当大法官期间,坚持每年回国数次当面指导研究生。

北大教授饶戈平读硕士期间,王铁崖要求他必须阅读最原始的外交史料和外交档案。每看完一个奏折、一个条约谈判过程,都要写阅读笔记。

1983年,邓正来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课堂上曾与先生有一面之交,未得深谈。后来因编辑先生翻译的凯尔森《国际法原理》,交往日多。先生慧眼识人,极富信任地将《王铁崖文选》和《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两部重要的论著编辑工作交其承担,还主动担任邓正来婚礼的证婚人。

83岁高龄的王铁崖上讲台,开大课,主持国际法专题讲座。在他主编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常有名不见经传的在校学生作品。忧虑国际法的后继无人,王铁崖有个心愿,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国际法一流人才。

“热爱祖国,热爱国际法专业,热爱北大,热爱学生。”马骏教授对恩师精辟的概括,是王铁崖沧桑一生的真实写照。端木正教授强调:“(先生)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王铁崖一以贯之地认为,虽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的任务很艰巨,但是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从国际法的事业来说,先生的贡献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从国际法的学术脉络来说,先生的国际法理论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

然而,先生却低调地表示:“6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国际法的学习、教学和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对于中国国际法的发展一贯抱有信心,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