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同文书舍柳鸣九 中法同文书舍和它的主人

柳鸣九京城有个中法同文书舍,其舍主名朱穆。朱穆先生何许人也?首先还是得按老规矩,对他的现实身份有必要的交代: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位银行职员,供职于一家大型的金融机构,据多方信息证实,是一位中级管理人员,毕竟他已经有四十多岁了,大学毕业后,已工作多年。

只不过,他显得非常年轻,而且生来就一副“娃娃脸”,但行事处事,待人接物,却又沉稳干练、谦和周到,很有修养。他衣着也颇讲究,有次聚会,大概是为了表示对“译界诸老”的敬意,他特地穿了一身休闲风格的西装,打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领带,其品位甚为雅致俏皮。

不难想象,他在本单位是一位少壮英才,至于他官至什么层次,我就不清楚了,我看人的关注点,从来都不是级别与职务。

对我来说,他一开始只是一个纯粹的读者。介绍他认识我的一位朋友,最初是这么介绍的:“有一位热心读者想请你为他所藏的著译签名”。读者是我的上帝,我对读者要求签名与索取赠书从不拒绝,总觉得自己的书到了读者那里,是去了最理想的地方。

签名活动如约举行,照例在我家附近一家陕西面馆,因为是在我的“地面上”,我则坚持由我来做东。正像集邮者从来都是集万国之邮,而不仅限于一国之邮,所有译界名家高手之译品,亦皆为朱穆君收藏对象,故按当时可能的条件,就便请本学界二名家罗新璋、谭立德亦参加本次活动,共同为朱君的藏品签名留念,玉成他的文化雅趣。

朱君驾车而来,带来几乎一整车的书,好家伙,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读者,他运来请我签名的书,竟有好几大箱之多,都是我的论著、我的译品、我编选的选本以及我的主编项目,加起来也许还不止二三百册。

数量如此惊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国内有不少厚爱我的读者在收集与存藏我的书,数量不等,但竟然有人收藏到这样一个规模,我是惊喜交集的。

我每出版一本书,总有自存一本的习惯,即使如此,我自己留存下来的书似乎也没有达到他收集的数量,而且据他说,他所藏我的书还远远不止这些,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运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呀,这么有劳柳公”,他也按本学界很多人的习惯那样称我为柳公,此称谓既有若干尊重的友情,又带几分善意的调侃,双方都习以为常。

他说得没错,要把他这几箱书签下来,是有点累,我这只帕金森氏手,那一天可经受了一次锻炼。

正是从那一次签名活动,我也有了一次意外的收获:一本本书签完,朱君就把那些书在墙壁前摞了起来,最后,达到了一个身高一米八九的汉子的高度,友人们善意地起哄,一定要我站在书旁,替我拍了几张照片。

我身高一米六差一公分,摞起来的书,比我高出了一两头,总算生平第一次验证了一下“著作等身”之誉。不过,老实地说,我自己写作的论著与翻译的作品,如果只按品种计算而不是按版本卷数计算的话,摞起来的高度也不过达到我的大腿,我占了作为一个“编书匠”的便宜,靠编选的作品与主编的项目,造成了卷帙浩繁的“虚假繁荣”,替我虚张了不少声势……但不论怎样,看得出来,要把这些书都收集齐全,包括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一定是很叫朱君耗费精力的,而且肯定要花不少钱,因为,他的这些书,有不少是从旧书市场上淘来的,并非按一般的平价。

我做人有一个甚为俗气的信条,简单四个字:“要知好歹”,有读者这样待我,我能不知好歹吗? 因此,这个忘年交朋友我是认定了,何况我还听他说过,早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时候,恰逢我的 《巴黎对话录》 问世出版,他对那本书竟然喜爱、痴迷到这种程度,甚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它抄录了一遍。

在当时,那本书的确带来了不少巴黎文坛新讯息,表述了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新视角与新见解,加上有一些对巴黎名士们的性格观察,以及有关文化学术的花絮动态,可读性也还有那么一点,但是,要把一本十几万字的书抄写一遍,这就需要有一些热情与毅力了,朱君当年此份热诚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既可以说是有一种“知遇之恩”,如果用今天的俗话说,也未尝不是“粉丝行为”。

随着稍多了一点接触,我很快就形成了这样明确而深刻的印象:朱君他是作为一位文化收藏家,一位人文资料积累家而与我们交往的,把他视为一个单纯的读者,是远远、远远不够的,不论在读者二字前面加上多么赞誉性的形容词:“热心的”、“爱书的”、“酷爱文化的”、“有学识修养的”等等这些形容词都显得苍白、都不够分量。

事实上,他已把自己作为读者而具有的兴趣与挚爱、见识与鉴赏力这些纯粹个人的因素,汇集提升到了社会文化事业家的高度,说他是一个文物资料收藏家,社会人文积累的文史资料家,决非夸张之言,他很早就对法国文学感兴趣,并开始收集法国文学的论著、译本与有关资料,至今已坚持三十多年。

闻此,我立即改口,把他称为“法兰西文学之友”。他这个法兰西文学之友的资质是非常过硬的,经过他多年的收集,他不仅把法国文学翻译领域所有名家高手的所有译本几乎都收集齐全了,而且,哪怕只在译界露过一次头,只翻译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一本小资料,不见经传的译者都收集进来了。

因此,从建国前一直到现在,凡是在中国出版过的任何一本与法国文学有关的书,他几乎都一网打尽。

到如今,他所收藏的书共有三万多册,其中有两万册是法国文学类的书籍,在这方面他前前后后所联系过的大大小小译者的共有八十五家之多,他所收藏的签名本则有近三千册。

其中比较珍贵的名家译品有:《司汤达小说集》 李健吾签名本 (1936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李青崖译的 《蝇子姑娘》(北新书局1931年);刘半农译的 《法国短篇小说集》 (1927年,北新书局版,属于博物馆级的藏本)。

最早的译本则有光绪年间出版的 《法语入门》。很偏僻很罕见的译本有:《犹金妮》 (即 《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著,韩云波重译)、《水上》 (莫泊桑著,章克标译,上海生活书店1928年版);《费迦罗的结婚》 (博马舍著,柳木森、汪济合译);《爱底氛围》 (即 《情界冷暖》,莫洛亚著,明若、家域合译,1932年,中华书局)。

以这三本书的译者而言,我个人就从来一无所知,国内也许只有文史资料家陈子善才知道。

另外,他的收藏还从法国文学延伸、扩大出去,为数也上万册,包括法国政治、历史、哲学、美术、建筑、摄影,还有美食、旅游、法律和经济类的译著。他以这样三万多册的藏书量,建立起了他的中法同文书舍。

这是个专业性非常鲜明的书舍,其所藏法国文学论著与译本之齐全,数量之巨大,恐怕是远远超过国家图书馆的。如果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图书馆,这个规模不算有什么了不起,但这是一个专业性的图书馆,而且是以一己之力积攒起来的图书馆,这样的规模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了。

他的收藏事业显然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是出于对一种特定文化与艺术的真诚而执著的热爱,而与物质功利主义无关,至少不追求“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为了“玩玩”———就像不少著名的收藏家那样。

比较起来,他的收藏,也是十分费心费力,但就“效益”而言,却相对要差好多,说得白一点,他如果是以其他物件为收藏对象,也许早就发了大财,但据一般观察,他的日子过得似乎只是小康水平,如果没有文化理想的支撑,他是做不到这个份上的。

精明的收藏家总能给自己的收藏赋予充分的理由,愈是大收藏家愈善于赋予自己的收藏以超功利、纯情趣、纯美学、纯理想的大名义大意义,声名卓著的大收藏家、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收藏鸽哨享有高度的美誉,鸽哨有什么意义? 王老有诗曰:“鸽是和平禽,哨是和平音,我愿鸽与哨,深入世人心。

”一只鸽子,一枚鸽哨,关系于世界和平,好大的理由! 朱穆君的收藏,肯定没有这么大的理由,但在我看来,他收藏的意义,肯定不见得会低于鸽哨。

要知道,从五四以后,在中国从事过法国文学译界或多多少少涉猎过法国文学的文化大师,才俊之士,比比皆是,林琴南、胡适、鲁迅、戴望舒、刘半农、巴金、梁宗岱、李健吾、钱锺书、杨绛、卞之琳、徐迟以及傅雷等等,他们之中好些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舞台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的新文学都有直接的贡献,这一个方面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侧面景观,因此,朱穆先生的收藏,既具有比较文学史的意义,也具有中国对外文化接受史的意义。

他的收藏,几乎把建国之后所有的法国文学论著与译本都收集齐全了,众所周知,建国后,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领域才俊辈出,浩荡成军,硕果累累,业绩斐然。

这一代学人中,作出了出色贡献与业绩者,至少有许渊冲、罗大冈、王道乾、管震湖、林青、郝运、王振孙、桂裕芳、张冠尧、李平沤、叶汝琏、王文融、王东亮、艾珉、罗新璋、金志平、钱林森、郑克鲁、张英伦、程曾厚、周克希、马振骋、李玉民、袁树仁、李恒基、施康强、郭宏安、吴岳添、沈志明、沈大力、谭立德、老高放、黄健华、许钧、胡小跃、徐和瑾、吕永真、孙传才、余中先、史忠义、周国强、罗国林、佘协斌、刘君强等等……如果要把这一代学人和上一辈先行者作点比较的话,应该说,既有差距,也有继承、发扬与超越:在对中国文学的直接贡献上、直接作用上,这一辈人远不如前一辈,但就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本身而言,这一代人译介研究成果的篇幅,恐怕早已超过了亿万字,其译介范围之广,其程度之深,明显有所超越;在译文水平上,前一代除几个成就高,译艺超凡的大师级人物 (诸如:傅雷、杨绛、李健吾) 外,后一代就整体而言,也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这些都要算是建国后文化繁荣发展面的一个标志。

要把一个产能如此巨大的学界的全部成果与劳绩,都收集起来,其任务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其耗时费力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其经济升值的空间却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这是一项繁重的社会文化资料积累工程,是一桩看不到尽头的重活,而朱穆君居然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了,把这样一个任务承担起来了,他是一个特定文化领域、一个特定学界的关注者、鉴赏者、守望者、收藏者,他的中法同文书舍,已经成为了中国一个特定文化领域的缩影,是中国文化史发展景观与实物的展厅。

多有这样一种人,多有这样一些人,受惠得益的自然是社会文化的积累、人文学界的繁荣。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说朱穆这个人,要说说中法同文书舍这件事情的原因,特别是在物质功利主义张扬,物欲横流,人文精神滑坡的时候。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