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少其弟子 赖少其妻子曾菲因同情贺子珍被江青调查八年内幕
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觉得不尽合适。
原载《炎黄春秋》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7年4月12日深夜,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我给参政值班室打电话,要值班员派车送我去宾馆,并请他将汽车的牌照号码,通知京西宾馆警卫科,以便门卫放行。
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他对我说,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说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这时屋子里已有一个同志坐着,那就是后来一起工作的王成恩。他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位副科长,我们从未见过面。随后又来了两位空军干部,他们的姓名职务,当时我一无所知。
我们四人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一进门,手里拿着一个纸条,挨着点名: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我们一一答到后,她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
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征明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信中提到总参的张爱萍副总长。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
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江青还说,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去上海的介绍信,由戚本禹拿着,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征明,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小组中有人说,出差连洗漱用具都没带。叶群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她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和我电话联系,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我们四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空军三十四师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14专机,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是13日凌晨2点。这次任务来得突然、神秘,人员互不认识,情况又不了解,到上海如何工作,我们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经过三个半小时飞行,降落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来接,将我们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说,“这封信是本禹同志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
何秀文说,要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请来,政法系统由他管。一个电话打去,李彬山很快就来了。他是个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我们介绍,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李彬山向公安局管理材料的朱品涛做了介绍,我们又说明了来意。朱说,这里存放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他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老朱指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给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
”我们接到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高兴地说,这一箱材料,是意外的收获。17日早晨到北京,材料原封未动地存进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那时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我和王育民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将箱子打开看。原来是一个人1954年写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破案的材料。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共计二十三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
这些卷宗包括:一、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信的第一页内容,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
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三、侦情简报。自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上海市公安的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到1962年,侦察了八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将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予以否定。
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对象,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
侦查时间最长的,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因为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很相似,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觉得不尽合适。
而赖少其在上海党代会上又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认定曾菲有作案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对她长期侦查,把对敌侦查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其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由此而形成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