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 解读王映霞与郁达夫的情怨纷争
由温州大学教授黄世中先生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一书,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整理笺注王映霞致黄世中的165封书简,为读者提供了解读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公案的另一种视角。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郁王情事
王映霞(1908—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即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前身)附小教书,并任幼稚园主任。12月18日,北伐军在福建战场全面胜利,进驻福州。福建军阀周荫人败逃闽北,声称将占领浙南。
温州民心惶惶,居民四处逃散。王映霞与杭州同乡、时任浙江十中教师的孙伯刚先生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轮逃往上海,共住上海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此时郁达夫也正在上海,到尚贤坊拜访孙伯刚,而与王映霞邂逅。在郁达夫的诚挚苦恋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其妻为浙江富阳大户人家千金,名孙荃。
从此,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与一位奇女子长达10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拉开了序幕。郁、王结婚10年后,1938年12月,因胡文虎的邀请,郁达夫偕王映霞南下新加坡,郁达夫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王映霞亦拟在《星中日报》副刊部主编“妇女版”。
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七言律绝十九首,词一阕,并加注释体“记事”),称王映霞在浙江时,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37万港币而“失身”。
王映霞在新加坡看到《大风》旬刊上的不实之词,立即展开反击,先后在《大风》上刊登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对郁达夫进行抗辩,夫妻遂致解缡。在夫妻争吵、协议离婚期间,郁达夫在新加坡相继有两场(阿娇小姐、英国电台播音员李小英)恋爱。
郁达夫移居印度尼西亚后,为了潜伏抗日,开了家酒厂,化名赵廉,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有结婚。王映霞回到重庆,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正廷牵线,与招商局钟贤道结婚。郁、王的恋爱、结婚,及至离异,在当时轰动了海内外。
二十年交往研究郁王情感心路
黄世中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古今诗人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列有《郁、王之恋与婚变研究》一题,对于《毁家诗纪》中所言王映霞拿了许绍棣37万港币和所谓“失身”之事,深感疑惑,以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还事情以本来面目。
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材料收集与整理,头绪逐渐清楚:王映霞与许绍棣只是一种友情,或者可以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后来完成了古代部分———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柳枝,韩偓与李氏(疑为商隐女),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嫂婢姚氏,龚自珍与西林太清春七个专题,成论文十余篇,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后来相继完成了胡适与莎菲(陈衡哲)、小表妹曹诚英,郭沫若与徐亦定(《瓶》组诗的抒情对象)、于立忱(于立群姐姐),徐志摩与陆小曼,戴望舒与施绛年、穆丽娟、杨丽萍等几个专题,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因故一直未能动手。
然于郁达夫、王映霞之相恋、婚变,其情感心态之研究却从未停止。由于研究的需要,黄世中与王映霞通讯与电话往来近20年(1982-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作者书简165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访谈和照片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双方家中都安装了电话,1992年以后遂多以电话联络、交谈;书面通信即止于1994年。1995年以后,王映霞因年迈,长住深圳、杭州儿女家,电话也因此逐渐减少。王映霞老人2000年2月6日(庚辰正月初二)在杭州女儿钟嘉利家病逝,距今已经13年有余。黄世中在《本书》题言中说:自己“亦已进入古稀之龄,再不动笔,此‘文债’归还无期。”
吴家私藏信函丰富了本书内涵
2010年,黄世中在网上结识了定居美国的吴怀家先生。吴先生提供了尚未发布的郁达夫致王映霞信一封、王映霞致郁达夫信四封。吴先生的收藏,丰富了本书的内涵。吴怀家的父亲,是原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先生的秘书。
1938年12月,郁达夫南下新加坡之前,曾将一部分书信交由秘书处蒋受谦暂时保管,后由蒋秘书转托吴怀家的父亲保存。1970年,吴怀家先生在台北台湾大学读书期间,认识正在台大进修的西德汉学家马汉茂,成为好友。
吴先生悄悄将父亲保存的部分信件借给马汉茂看,马将信件拍照留存后,才归还。1974年吴怀家赴美留学,马汉茂于1977年在台北以私人名义出版了这批信件;1982年又以《给郁达夫的信》为题,编成二十三号(23封信),刊于香港《广角镜》杂志第112期,而其中竟混入了他人信件13封,导致了许多读者对郁王婚变的误解。
吴怀家在给黄世中的邮件中说:
“马汉茂出版的郁达夫信件是我偷出来借给他的,当初他说是给郁达夫专家拿去研究用的……一直到今天,我上了网,才恍然大悟,当时年轻、无知的我,愚蠢一时,做了伤人一世的事!我的大逆不道,帮助一批假学者助虐,让王映霞以及她的家人受尽折磨,我非常抱歉!”
出版书信以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黄世中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体。因此,对一个人,应该多方面、多层次地分析、研究,把他的生活作风与政治、文学、心理、气质等等区分开来,作不同的评价。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其七言律绝堪称杰构。
但是,在生活作风上,郁达夫却不大检点,不仅浪漫“胡闹”(王映霞语),某些地方甚而近于颓废;爱情上,自私,妒忌,任性,褊急,有强烈的占有欲,未脱旧式诗人文士之婚恋观。
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冤家,因达夫的《毁家诗纪》,十二年夫妻生活(1928— 1940)彻底结束。如果从1927年1月14日,达夫在上海孙伯刚寓所初识王映霞算起,至1940年5月31日于香港《星岛日报》刊登离婚启事,首尾也不过13年又4个多月。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为现代文学史、社会史上一大公案。时至今日,有人仍据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有人则认为郁达夫《毁家诗纪》所言皆为向壁虚构,以为婚变的主要原因出在郁达夫身上。
这165封信及笺注,是研究郁达夫思想、生平的重要资料。读者除了从中可一窥郁王婚变的具体经过,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外,也能对郁达夫的爱国思想、文学创作、人格类型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观念等等有所了解。因此,黄先生此书的出版,提供了郁达夫研究者、现代文学史家以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