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与蒋碧薇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变: 曾经佳话终成恨

芳心。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封建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二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

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岁。女儿和人私奔,对名门望族的蒋家来说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

蒋家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进了石头。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吹萧》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矛盾显露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他们两个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态度也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义无关。

“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年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

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再所不惜。

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中。

清官难断家务事,徐、蒋孰是孰非外人恐难评说,大概也只有公馆知道了,傅厚岗4号目睹、见证了一切。所谓“家人”,“家”和“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宫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发生。

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

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佣人折苗为薪。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

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悲愤离世

1938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

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

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薇。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

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的和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了国民党要员张道藩。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薇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薇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

自《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

在民国首都南京,除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国驻华使节外,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的公馆,大画家徐悲鸿是其中之一。徐悲鸿在南京的时间不长,他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公馆“无枫堂”称得上是他的伤心之地。

搬进新居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资3000块现大洋为徐悲鸿买宅基地,客观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民国之前的南京人习惯住在城南,鼓楼一带在民国之后才发展起来,吴稚晖出资买下的这块地皮在南京鼓楼坡的北面。这里本是大片的坟地,相当荒凉,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建设新首都”计划的启动,房地产业火爆,地价飞涨,3000块大洋的巨款当时只买到两亩的坟地。

特别的是,在这块坟地上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据说当时全南京城这样的大白杨树只有三棵,另外一棵在城南。两棵白杨树身高达数丈,京沪路的火车驶近南京将到下关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人们在火车上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它们。

地皮买下了,没钱房子还是盖不起来。蒋碧微曾回忆其时她多次带着孩子和女佣到这块地皮上徘徊,憧憬着起于这片土地上的庭院楼阁。后来到了1932年,还是由吴稚晖发起,许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终于动工。设计者姓卞,夫人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的学生,卞氏的设计想必是尽力的。房子终于在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傅厚岗4号徐悲鸿公馆,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卫生间齐全,徐悲鸿的画室更是气派,高1.6丈,长3丈,宽2丈。精致的公馆对艺术家徐悲鸿确实并不合适。这种“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对从小过惯了贫寒和动荡生活的徐悲鸿反而是一种挤压。“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情投意合

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