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的女儿 蒋百里的“民国范儿”
蒋百里、佐梅夫人(左)和他们的四个女儿
“他是极度聪明、脑子很新的人。”谭徐锋这样评价蒋百里,并把他比做“现代诸葛亮”——“能最大程度认识到蒋百里的价值的,大概是毛泽东了。”
诚然,蒋百里一生没有亲自上战场带兵打仗过,但他充当的是一个战略家而非战术家的角色。生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虽一生周旋于军阀之间,但蒋百里始终只在幕后,独立地提出建言,从不依附于谁。
“不光是坐而论道,也是起而行。”谭徐锋觉得,蒋百里身上真真正正体现了一种“民国范儿”。他是一个“通人”,身上汇集着文人士大夫的儒雅之气,军人的英武豪杰之气和浙江人特有的“硬气”。这三种气质是相互交融的,方中带圆,柔中见刚,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以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军人的身份来规训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也以一个师长、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对待幼者、弱者。
这位保定军校的“蒋校长”,发誓学校办不好就自杀,他真这么做
蒋百里从小就是一个很硬气的人,十三岁时,母亲杨夫人大病一场,久治不愈。蒋百里模仿古人割骨疗亲的故事,偷偷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煎汤给母亲喝下。直到后来,母亲才发现儿子的伤口,与儿子抱头痛哭。
1912年,由袁世凯任命,从德国留洋回来的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上任第一天,他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对他们表明自己为国强兵的决心,并立誓道:“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做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在蒋百里的精心整顿下,保定军校面貌一新,学生们都很爱戴拥护这位新校长。然而,当时军界派别争斗严重,受段祺瑞政府领导的陆军部反对蒋百里的改革方案,明里暗里掣他的肘,干扰军校教学,令蒋百里极为气愤。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方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保定军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请假离校,潜回南方准备参加反袁。蒋百里劝阻学生说,天下大势还没有成熟,青年们学业还未成,不要着急出去,但也并没有起到效果。
6月18日,蒋百里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再次召集师生训话。他语调低沉,对学生们说道:“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我,我却对不起你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训话结束后,他让学生立正不动,自己则回到办公室,用手枪对准胸口自尽。幸运的是,子弹未能伤及心脏,蒋百里被医生救了回来,但这件事已震动了全国。
蒋百里的“自戕以明责任”并非戏言,而是真的会去践诺,这是其自有的硬气与侠气,也是他作为军人的忠诚的天性,这一点或许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他自己对这一点相当看重,1917年时,还翻译了英国人斯迈尔的名著《职分论》,该书论证了人在社会上应恪守的职责。在军人观念和忠君报国观念之间,他调试那些可调试的,而不委曲于那些不可调试的。
娶了个日本太太,连求爱信都写得“硬气”
蒋百里自戕后,当局请求日本驻华公使馆派最好的日本医生为蒋百里疗伤。与医生同来的,有一位女护士佐藤屋登。这次机缘,意外促成了一段美好的跨国姻缘。
佐藤不仅悉心照料蒋百里,还认真劝告他说:“自杀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以求实现其伟大理想。”蒋百里听了深受震动,也从心底产生了对佐藤的钦敬与爱慕。
然而,当他向佐藤求婚时,佐藤却下不了决心,只好托词回到了日本家乡。蒋百里仍不死心,打听到了佐藤的家庭住址,接连不断地给她写信。佐藤回复说,一个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困难,劝他死了这条心。
蒋百里看见这封绝交信,急忙给佐藤又去了一封信,虽是表达爱情,口气中却带着军人那种不容驳回的命令意味:“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看到这封“硬气”的信,佐藤终于投降了。她把这一封封炽热的信摆在父母面前,终于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佐藤离日前,曾这样祭告祖先:“佐藤已死去,其本人现为一中国妇人,因仰慕将军及热爱中国而嫁至蒋氏。”
佐藤回中国当天,蒋百里就和她举办了婚礼。婚后,蒋百里为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蒋佐梅。佐梅夫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嫁给一生研究日本的丈夫蒋百里后,如同一个她所允诺的“中国妇人”一般,不回日本,不说日语,不提身世,也未对女儿们实施日式教育。蒋百里去世后,她还亲赴前线,护理受伤中国士兵。除了长女早夭,两人其余的四个女儿后来也都各有所成,其中三女蒋英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一个普通日本女子,在中日作战的非常时期,顶着巨大压力嫁给一个中国军人,还能够一生履行诺言,情意弥笃,放下家国之思,着实不能不令人钦佩。蒋百里与佐梅夫人这对伉俪,在一个并不美丽的时代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一部《国防论》,万语千言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6年12月,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蒋百里飞抵西安,介入了“西安事变”的斡旋。在张学良力邀之下,蒋百里对同乡蒋介石进行了极有远见的开导,促使蒋介石逐渐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局势化险为夷。蒋百里并未依附某个党派,却为这个历史转捩点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蒋百里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亦是抗战时期。他一向致力于国防理论研究,相关讲学著述甚多。1937年,他把自己以前关于军事学的讲稿、著述汇集成《国防论》一书。书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军队在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连续丧失了大片土地。不少国民甚至精英知识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中,更有民族失败主义分子四处鼓吹中日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但蒋百里却以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日本通”的身份,在《大公报》上连载《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肯而深入地剖析了日本的历史地理、内政外交、精神性格等,指出其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认定其妄图用武力来分裂中国是徒劳的。一时间,《大公报》洛阳纸贵,出单行本后亦大为畅销。
斥罢日本,蒋百里又接连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等文章,宣明“中国必胜”。他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决心,不屈服,更是指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阐述了抗日持久战和运动战的基本雏形。
这一系列抗战文章的推出,在当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大大鼓舞了国人低迷已久的意志。虽然蒋百里当年11月即逝世,但他的思想精神却并未戛然而止,如今看来,依然充满了令人感动的乐观志气以及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民主人士黄炎培为他写了一副挽联道: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