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静图片 弟弟眼中的张爱玲:张爱玲胞弟张子静回忆(图)

张爱玲发表于1944年5月的散文《童言无忌》中曾经这样描写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是现年88岁的上海退休中学教师张子静。

张爱玲辞世之后,有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他说:“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果我再不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在他的新作中,张子静真情回忆姐弟往事、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其中不乏少为人知的细节与史实。

——编者

引子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那篇“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姐姐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姐姐有她的自尊,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就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她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姐姐的天资本比我优厚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经(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五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昕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说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

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