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日本 蒋廷黻分析“九一八”:日本人认为占领东北是公道的
沈阳事变(日本称“九一八事变”为“沈阳事变”)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于沈阳城外,是远东有史以来最大的事变。驻在我国东北的部分日本军队,即所谓关东军,秘密计划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开始行动,占领东北。
当时沈阳城内外驻守的中国军队毫无准备,悉被解除武装。东北行政中心——沈阳——兵不刃血为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沈阳后,进而又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从东北又向中国内地扩展。数年以后,又从中国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包括印尼、菲律宾、越南、寮国、星马、缅甸和泰国,直到澳洲边缘。向东扩展,到了珍珠港。
蒋廷黻先生
“事变”之发展所以如此深远,实因集合许多条件而促成。
第一,是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虽然不能在短期内跻身于现代强国之林,但在短期内唤起民族意识,认清国家主权,争取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地位和尊重还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假如这种情形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力发展方面还较民族意识的发展快,则“九一八事变”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即使发生,日本方面也不会那样为所欲为。
第二,是日本领土扩展论抬头的结果。“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也正如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陷于经济不景气中。工厂关闭了,国际市场没有了,失业的人很多。经济情况予好战分子和极端分子以采取激烈行动的藉口。面对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所有国家都设法控制国内市场,排斥日货。
日本主战论者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藉口。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锐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场和原料。日本有见及此,自然要筹谋对策。他们认为:日本如果不能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后地区分一杯羹,就只有牺牲中国,在亚洲北部去建立他们的帝国。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交谈
日本人认为占领我们东北是很公道的。他们认为他们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东北,而是从苏俄手中拿到东北的。他们认为: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东北势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日本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他们进一步认为:日俄战后东北重归中国版图那实在是因为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有以致之,事后中国非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
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东北的农工业在中国均居最重要地位。同时,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作“侏儒”,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败中国,对中国人说实在是个大震荡。
中国人把那次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
当时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无法筹划出有利双方的经济发展计划,解除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因素。中日两国主战的报纸,一致渲染:如果中国富了,日本一定会穷;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国也一定会穷。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
“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我当时认为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因此我以为应该格外注意才对,我认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发生巨变。关于此点,我很谨慎,当时不愿表示先见之明,所以也不愿预测“事变”的性质、时间和地点。
迨“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感到震惊。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当时我对调整中日冲突关系还没有详细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
蒋廷黻先生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它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但我对北大、燕大、清华学生们演讲时,却一直以这种想法作为基本理论,我一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地方性的。
文章摘自《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