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生的女儿王春生:中国环球科考的先行者

201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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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而在王春生的心里,此刻早已波浪翻涌---出发近两个月后,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临!站在"大洋一号"远洋科考船的甲板上,他下意识舔了舔已经开裂的嘴角

而在王春生的心里,此刻早已波浪翻涌———出发近两个月后,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临!站在“大洋一号”远洋科考船的甲板上,他下意识舔了舔已经开裂的嘴角,快速思索着如何处理面临的困境———第二台大洋浅钻也“罢工”了。

鏖战太平洋

这一天,“大洋一号”驶入西太平洋。为了该采样点的取样,“大洋一号”数小时前就开启动力定位系统,相对稳定在海面上。而从船甲板上把浅钻放到深达数千米的海底采样点,得花1个多小时,谁知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待开钻获取样品的时候,才发现浅钻加不上电,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经过反复努力,机器仍是丝毫没有反应,专门负责浅钻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放弃作业的可能,沮丧地将其回收———这一过程又是1个多小时。

原本以为只是一些小问题,因为之前近两个月的频繁工作,浅钻也同样发生过好几次故障,但都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解决。不过,这次似乎没那么幸运,浅钻回收到甲板上之后,短时间内技术人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

“以前‘大洋一号’出海考察,两台国产浅钻都是经历过考验的,但都没有像这次一样使用那么频繁,整个航次下水钻探150多次,远远高于以往的几十次。”回想起去年的那一幕,如今已坐在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自己办公室里的王春生研究员仍不免闪现一丝焦虑:到了考察点,却无法施展拳脚工作,意味着既定的科考任务无法完成。

怎么办?作为“大洋一号”首次环球科考的首席科学家,王春生必须得想出办法来。一边先安排做其他项目,一边进行浅钻抢修,这样可以给负责浅钻维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减轻压力。通过工程技术人员的诊断,问题终于找到———浅钻上的逆变器发生了故障。

然而,此时船上的备用配件已告罄,如何是好?

拆!把第一台浅钻上的逆变器拆下来安放到第二台上,总要保证有一台能够正常工作。“说一个‘拆’字容易,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王春生比划道,“逆变器安装在一个耐压筒内,这可是个大家伙,得有百十来斤,位置还挺别扭,光拆装它就得几个小时。”

问题还没完———两台浅钻分别是由国内不同科研单位研制的,在某些细节上不尽相同,两者现在“结合”,线路还得改。改好后又出现了新问题,水下控制系统的计算机不能正常启动,而负责软件的技术人员又不在船上。

发传真、打电话,王春生第一反应是赶紧和“家”里联系,所幸船上时间和北京的时间“黑白颠倒”,“家”里正是上班的时候。

通过相隔万里的共同诊断,终于修补好了控制系统软件程序??

整整三天三夜连轴转,“必须这样,否则等你一觉醒来开始干活,‘家’里又是晚上了,你找谁都不方便。”王春生说,其实那时候大家一门心思解决难题,让科考设备尽快运转起来,保证科研目标的实现,也不觉得累。只是刚解决完,人一松劲,才发现自己全身酸痛,快要虚脱了一样。

波纳佩的缺菜航程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科考上的,而是生活上的。”王春生说。

为什么“浅钻撂挑子”事件让人印象深刻,一方面的确是它设置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难题,另一个方面,是当时整个“大洋一号”存在的一个大的困难的背景———缺少新鲜蔬菜。科考上的困难叠加上生活上的困境,才使得“大洋一号”在2005年5月4日以后的航程变得异常艰辛。

按照预定计划,“大洋一号”需要在密克罗尼西亚的首府波纳佩停靠两次,补充各种补给,但当5月初“大洋一号”第一次停靠波纳佩时,王春生和船长才发现,最“繁华”的地段也不过是一条普通街道,只有几个小超市。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以村落为单位,没有种植业,水果等靠自然生长,粮食、蔬菜及生活日用品均靠进口。

“蔬菜每隔一个月左右才从关岛运来一船。”王春生告诉记者,“由于当地特殊的气候条件,蔬菜难以种活,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很少食用蔬菜,导致船员们跑遍了波纳佩所有的超市,买到的蔬菜也只不过能供所有

科考队员和船员们吃两天的。”

波纳佩是不能按原计划二次停靠了,否则就意味着有90多天“大洋一号”上都没有新鲜蔬菜供应,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和承受的。

怎么办?王春生和船长商议后,提出了调整靠港计划的建议,并及时将情况向“家”里进行了汇报。最后确定临时更改科考路线,不再折返波纳佩,而是直接驶向夏威夷,到那里进行蔬菜等生活物资的补给。

但这段航程也长达58天,远远高于一般一个航段30多天的惯例。“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嘴角溃烂,牙龈出血。”王春生说,这使得这段航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整个船队的意志的检验。同时,科考工作也容不得半点松懈,大家每天的活都压得满满的。他这个首席科学家,脑子里的弦高度紧张,一直到夏威夷,“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在一个共同目标的支持下,大家都咬牙坚持下来了,很不容易。”王春生感叹。

没“私心”的科学家

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但他就是没时间操心自己的科研工作。

首席科学家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当他看到别人都在忙自己份内的科研,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有所斩获的时候,他能不动心吗?

显然不能!王春生40出头,在科研上正是当打之年,上“大洋一号”虽然对他并不陌生,但这次可是头一次环球科考,其幅度、广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得多,船上的各种实验设备也是最齐全、水平最高的一次,如果能一心扑在自己的海洋生态研究上,效果可想而知。

“我本来上船时还是对自己的科研有一些准备,也带了有关的仪器、试剂和好多资料,计划在船上做一些实验、写些论文和课题的研究报告。”王春生这样告诉记者,但是由于海上工作的特殊性,气象多变和调查设备故障等原因,让身为首席科学家的他首先考虑的是能否顺利完成科考任务,根本无法顾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私心”,他需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除了负责调查计划的制定、组织实施和调查质量的监督外,一船几十位科学家都得他照顾,“我说白了就是要做好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家’里之间协调和沟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