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自己的性经历 李银河:性是自由快乐的

李银河,中国大陆第一位也是最知名的女性性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从1989年第一本《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开始,这位50年代出生、插过队下过乡、用她自己的话说“外表和行为都很古板”的女性,提出的理论总是惊世骇俗。她率先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2001年后又致力于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进程。“就好像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性产业被彻底消灭,也没有正常的性和不正常之分,所有的性都是自愿的、快乐的。”李银河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山西大学历史系上学,当时还是工农兵学员。学历史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年山西大学下去招生只招历史系的学生。历史学并非我所爱,历史在我心里不是活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人都在思考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社会学教育。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曼和另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中国来办一个夏季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费孝通先生主办的。当时的那批学员有点像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黄埔一期”味道。我参加了那个讲习班,那一段的学习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觉得研究社会学正好是我想做的事情。

后来我就跟霍尔兹曼联系,说想到美国学习社会学,他给我提供了奖学金。我就到那里接受了6年的很正规的训练,硕士和博士是连着读下来的。而婚姻家庭和性又是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我在美国的研究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城市的婚姻与家庭》,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主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

留学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作用是使我领到了进入这一行的通行证。我学到了基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回国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研究工作。在专业素养方面,中国现当代对性的研究非常少,比如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咱们中国几乎就没有,社会学专著更是一本都没有。出国确实有助于了解别人的思想、研究成果,但在具体的思想理论方面,我觉得很难说美国就比我们先进,更多的是可以用文化相对论解释的,是文化差异而已。比如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历史上中国反而比西方更开明。同性恋在古代欧洲是受到宗教压迫的,甚至会被判死刑,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事情。当然这一点也是我在出国后有了比较才逐步认识到的。

选择回国,是因为我想在国内研究中国人的性现状。在美国,我想从事研究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即使研究,对象也是美国人,我对他们的社会,他们的人民没有什么感情,我关心的是中国人的状况,中国人的命运。回国后,我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性别和性,特别是性和同性恋的研究。应该说,我从事的工作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8小时以内做的是自己想做的工作,就很幸福。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看过我书的人觉得我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或者没有渠道说的话,会得到很多响应。要说对整个社会性观念的改变,我觉得个人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充其量像恩格斯说的,社会发展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有很多人往前使劲,也有很多人往后使劲,最后成形在一个中点的位置。我就是那些使劲往前的人里的一个,可能最终能使这个四边形的中点稍稍往前移一点吧。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性现状,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转折阶段。在最早的古代,中国人的性是健康的、自然的,各种各样的性关系,婚外的、婚前的都是被允许的,性是自由的。到了宋明礼教,特别是清代,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对性有一种禁欲的倾向,否定“性”,除了婚内性行为,其他都是丑陋病态的、不道德的。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步否定从宋明清以来的这种禁欲观点,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但它不单是否定,还加入了性的民主、公民权等现代的因素,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中国社会离一个有着健康和谐的性观念、性文化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距离。健康的性观念首先应该是多元的,社会要能容忍不同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其次是平等的,不是说异性恋就是一等的、高贵的,同性恋就是二等的、低贱的,要打破这种等级观念。还有一点,就是要对“性”抱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它是自由的、快乐的、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