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陶与周恩来 李鹏否认是周恩来养子:我们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2】

李鹏父母。1926年8月,李鹏的父母李硕勋、赵君陶在上海结婚。

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说起家人,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记忆中,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

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他在家中排行属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经商,二哥在当地教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底,因遭到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李硕勋在杭州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1926年8月,二人结为终身伴侣。

我母亲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为年龄较长,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都称她为“大姐”。

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后来,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1969年1月8日,赵世兰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