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演讲 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 诙谐讲述母语的美与哀愁

201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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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国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羣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陈丹青先生和木心先生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演讲者

陈丹青,男,1953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1970年—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

陈丹青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之一,重量级画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