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王国祥 王国祥白先勇 白先勇忆父亲白崇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21日,75岁的白先勇在北京首发新著《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引来两岸三地一片关注。这一次,他的身份不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昆曲义工”,而是民国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出生于将帅之家的他,从小就见惯了父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之后,他也目睹了父辈们的没落、离乡背井的中下阶层的痛苦挣扎。

或许正因为如此,白先勇的小说多在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对笔下人物也总充满悲悯情怀。在《台北人》里,白先勇表现了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和美国的一大批海外华人的痛苦记忆、动荡不安的生活状况;《游园惊梦》展示的则是,国民党逃台后,台湾社会对几个青年女子生活、命运的影响……

而真正将白先勇推向普通大众视野的,是他的一系列同性恋题材作品。从《月梦》、《寂寞的十七岁》到长篇小说《孽子》,他的文字如此惊世骇俗。2003年,台湾公视推出的电视剧《孽子》成为金钟奖的最大赢家。这部根据白先勇早年著作改编而成的连续剧一举囊括了6个奖项,而小说原作也在出版17年后,重新登上畅销书榜。也正是这一次的成功,让“白先勇”3个字迅速地在大众视野里泛滥,比以往更加广为人知。

55岁时,白先勇在香港坦诚“出柜”。在其散文名篇《树犹如此》中,白先勇更是详细记述了和恋人王国祥之间长达38年的深情厚义,被誉为“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

在恋人王国祥去世后,白先勇孤独至深。2003年,酷爱昆曲的他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戏中为爱生、为爱死的凄美情感意境,也仿佛是白先勇感情世界的真实写照。白先勇甚至在接受采访时称,“《牡丹亭》是我现在的情人”。

去年底,白先勇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青春版《牡丹亭》的第200场演出,然后宣布“是到了封箱的时候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记录父母以及属于他们的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见到了这本刚刚推出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而接下来,白先勇还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文字,完成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面对那些默默等待着自己小说的读者,白先勇说,当我做完了这一切后,我一定会归来。

到了台湾,他在17年的生活中,还是能够保持他自己,我能感觉到他的雍容大度,不容易,至少他撑住了。

读 :在这本书中,您一直不能回避的就是您父亲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两人关系的?您又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

白先勇: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共40年,非常复杂,我要讲几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分阶段性,有分,有合,有亲,有疏。我拿父亲的一句话来概括,他说:“总统是很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的确,蒋介石很倚重他,尤其是在北伐、抗战时,但在一些重要时刻,蒋又没听他的话。

蒋介石对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赏识的,否则我父亲不会在北伐时当参谋长,在抗战时当副参谋总长,国共内战时是国防部长,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幕僚长。可是,自古以来双雄不能并立,我父亲的个性也很强,而且他常常犯颜直谏,忠言逆耳,很多他讲的话,蒋介石没有听。

对蒋介石的评价也要分几个阶段,北伐、抗日是他领导的,可是国共内战也是他领导的。

读 :您在书中说,父亲明知道去台湾后不会受蒋介石待见,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去台湾,这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如何理解?

白先勇:我父亲是1949年12月30日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台湾的处境非常危险。其实他那个时候有很多选择,比如很多人到香港,也有的人到美国,他选择到了台湾,他说自己是向历史交代,因为他参加过武昌起义,就等于见证了民国的诞生,这等于是看到自己的一个孩子的诞生,而且他也参与了诞生。

北伐、抗战、国共内战,我父亲也都参加了,他整个的一生都是在为民国打仗。我想,最后他不去美国,因为死于异地不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是民国。所以,最后我在书中说,他到台湾去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读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中曾经描写了一位到台湾之后的老将军,每天都忘不了自己从前的戎马岁月,每天都活在虚构的前线当中,而且因为觉得儿子不能像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干大事业,因此和儿子之间有不少矛盾。请问您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您父亲晚年时情况怎样?

白先勇:我和我父亲在台湾共同生活了11年,我父亲不是那个老将军,虽然他在台湾的处境确实很不容易。在大陆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总是穿着一身军服,穿着马靴。后来到了台湾,他在17年的生活中,还是能够保持他自己,我能感觉到他的雍容大度,不容易,至少他撑住了。所以,我更加地佩服他。

我跟父亲相处了11年,他对我从来没有一句重话,很难得。也不是他宠爱我,而是他对我有一种信任。因为我们的家庭地位是以学校成绩单来排的,我常常考第一。其实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不知道的,我想他不会喜欢的。可是,他看我的成绩,对我还很尊重的,而其他的兄弟会挨打的,我很感激他。

读 :有关您父亲历史功过的评价有很多,您作为儿子的观点是什么呢?

白先勇: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对于父亲的历史,对于民国史,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自己也在重新学习,这段历史很复杂,历史事非常难评断。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是太近了,还没有更长远、更客观、更宏观的评价。

读 :您说美国小镇的宁静生活是自己最好的生活状态,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白先勇:我的家在美国加州的圣芭芭拉,一个非常美的小镇,有点像香格里拉,像世外桃源。我把那里叫做“隐谷”,我在那里隐居。那里是一个小山谷,有山、有树,给人的感觉非常宁静,但又离市区很近,我种了满园的茶花等各种花,平时养花除草,基本没有社交来往,完全是一个人生活。

读 :您随父亲走过很多地方,自己也走过很多地方,哪个地方最能给您故乡的感觉?

白先勇:哈哈,我的故乡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桂林。我在写作时有个习惯,就是用桂林话朗读自己的作品。我在写作时心里默诵的就是桂林话,我做梦的时候说的还是桂林话。

读 :据说您选择带着这本新书来武汉,是因为武汉对于您父亲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白先勇:可以说我父亲的每个人生重要阶段都跟武汉有关。我父亲18岁就从广西桂林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的时候,他又随北伐军第七军打进武昌;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那就是武汉保卫战,那次战役本来是李宗仁指挥的,但李宗仁生病,我父亲就代指挥了,在武汉打了5个月;还有1938年的武汉军事会议,我父亲提出抗日的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这个建议立即被蒋介石所采纳,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国共内战期间,我父亲又在武汉跟林彪打。

读 :您与武汉曾经有过怎样的缘分?您印象中的武汉是什么样子?

白先勇:我自己只到过武汉一次,那是1948年冬天或者1949年初,我那时10岁出头。当时战争情势很紧急,我父亲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我们全家就从南京跑到武汉。对于武汉的印象,一方面是冷得要死,下大雪,好像老鹰都冻得从树上掉下来了;还有武昌到汉口,过江是坐渡轮的,没有桥;我还去过老黄鹤楼;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湖北有名的菜,珍珠丸子,砂锅鱼头,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