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富二代政三代应该都算贵族

“王子”的少年2006年,蒋孝勇逝世十周年,蒋友柏、蒋友常兄弟口述了一本书,作者张殿文记录整理,成了《悬崖边的贵族》。2010年蒋友柏又亲自执笔完成了姊妹篇《悬崖下的小道》,侧重在设计公司的创意和自己的生活随想。蒋友柏接触媒体伊始,就说要摆脱家世对他的影响。“蒋家再起,不会从政治起来!”这样的豪言壮语极容易给人冲击。但台湾媒体仍愿意唤他作“台湾的威廉王子”。他自己也在访谈节目中回忆自己不一样的童年:“出门只有我有保镖啊,其他人谁有?”成长背景难以抹灭,蒋友柏还曾说,那样的生活形成了他性格中的某种“贵气”。
对于大众来说,所谓“贵族”,最终都化作神秘的民间想象:与宋美龄共度周末,和蒋经国共进晚餐,骄傲的王子成长在众人注视下的“第一家庭”……不论蒋友柏自己是否愿意,他的家族始终是他的自述中最受关注的事。

《悬崖边的贵族》中提到的蒋友柏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不仅是对“第一家庭”的揭秘,也可以窥见他所受教育的不同:父亲蒋孝勇每个周末都带他们捉昆虫做标本,让他们自幼学习打靶,母亲蒋方智怡花了三年给孩子物色合适的学校;宋美龄给蒋友柏改英文作文,带他们做巧克力;孩子的用餐礼仪足有六条之多,不能剩饭的规矩甚至让幼年的友常在饭桌上吐了出来;严格的家教中,还包括严厉的体罚。
回忆起童年所受的教育,蒋友柏现在说得相当轻松:“就是书要读好,规矩要做到,只是会管得比较严是没错。”
如果一直接受这种“贵族”教育,也许没有今天这个特立独行的蒋友柏。

1989年,蒋友柏受教育的转折点和人生的转折点同时出现,蒋经国病逝之后,蒋孝勇举家迁往华人很少的加拿大蒙特利尔,远离台湾政治和蒋姓荣耀。移民之后蒋孝勇再也没有打过蒋友柏,知道他抽烟之后就给了他一支烟,告诉他可以在家里抽烟。蒋友柏觉得出国之后,自己所受的教育更开放:“出国之后就是另外一种相处方法,比较开放,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作为。不只是家庭,刚好环境改变,教育方法不一样。”
蒋友柏做过很多看似离经叛道的事情,宗教信仰上并没有和家族保持一致,身上有各种刺青文身表达自己的信念。但是他言谈之间仍然能看到幼年严格家教而形成的某些原则:“我受的教育没有什么特别,责任这些,不用强调,责任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吗?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都需要包含这一块。

”
疑似成功学?
两本书的书名都有“悬崖”二字,蒋友柏将其概括为“悬崖学”:“它只是一个概念,每次你把后路断掉,往前走会更有冲劲。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太安逸,做事情做得不是很扎实。”这样的“悬崖学”来自他的人生经历:全家离开台湾是一个悬崖,失掉了“王子”的特权和第一家庭的生活;父亲离世又是一个悬崖,要承担责任寻找人生目标,成立设计公司,创业的种种艰难,每一次蒋友柏悟出的东西都被记录进了自己的书,甚至看上去很“心灵鸡汤”:“十七岁时就学会等待已知又无法改变的结果发生。十八岁时接受了人生中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观点。

十九……二十……三十……累积到现在,我只做好过一件事:定位自己的价值。到今天,我只坚持过一件事:不断地成长。”
大众关心蒋氏的沉浮和传奇,蒋友柏更关心自己的设计公司“橙果”。早在2005年,蒋友柏上《康熙来了》节目,蔡康永称他作“皇孙”、“最后的王子”,小S咬牙切齿地花痴云:“天杀的大帅哥!”蒋友柏却风度翩翩地在这个高收视娱乐节目中推销了两件公司的设计品。另一个案例是,2006年《悬崖边的贵族》为纪念蒋孝勇逝世十周年在台湾出版,扉页中的跨页图片却是一辆自行车—因为这是橙果设计的面对高端客户的自行车,正好在那段时间上市。
蒋友柏多次毫不讳言地称自己是“商人”,要“赚钱”。直到现在,问他一个问题,他总是说:“不太关心这些,最关心的是公司业绩。”《悬崖边的贵族》作者张殿文则期待他成为“台湾的乔布斯”。
他关心自己的公司,也热衷于宣传自己人生、创业中悟得的理念。除了出书之外,2006年他曾接下很多大学演讲,问学生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刹那就决定了,也因此,你根本不用再找自我定位,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已经有点像慷慨激昂的成功学讲师了。
蒋友柏不在乎自己的书是否被冠上一个成功学的帽子:“我没觉得怎么样,实际上我只是在写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如果可以帮助大家不是什么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