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后代 “大闹怀仁堂”后的谭震林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
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党史博采》刊何立波、张立峰的文章记录了谭震林的晚年岁月。
“大闹怀仁堂”之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人在被诬为“二月逆流”以后,“带头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67年2月18日,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对林彪还未认清面目的谭震林还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声称“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在信上作了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批示,然后把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另外,2月16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向江青汇报。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姚、王三人连夜向毛泽东报告。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看了林彪转来的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非常生气,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因为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毛泽东这次的确发了脾气。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
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
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才慢慢消了。 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进行了批评。这就是所谓“扩大的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会议连续开了8次。“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加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倾巢而出,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进行围攻,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污蔑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是“二流合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分工,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和主持下,谭震林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分管国务院各口的几位副总理,一直在第一线抓生产。在“二月逆流”之后,谭震林就靠 了边。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他还先后被农业院校等一些单位的“造反派”揪斗。
在这次所谓的“生活批评会”过程中,谭震林顶住“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压力,虽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但却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继续斥责江青等人煽动打倒一切,破坏生产的种种罪行。这就使江青等人更加恼羞成怒,又给他扣上了一顶“态度极端恶劣”的帽子。
由于谭震林在怀仁堂斥责张春桥拉“群众”当幌子,恼羞成怒的张春桥在接见红卫兵时狠狠地说:“‘二月逆流’是什么?一句话,‘二月逆流’就是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
由于谭震林坚持正确立场,陈毅、徐向前和其他老同志也坚决抵制“中央文革”的诬陷,江青、康生等人借“生活批评会”组织围攻,自然无法取得什么成果。4月初,毛泽东向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提出质疑:“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毛泽东还扣压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不准发表。
4月底,谭震林在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5月1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就是说,他虽然“请假检查”,不再管事,但并未被“罢官”和被打倒。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
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艰难的批斗岁月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
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
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
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
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谭震林的桂林岁月
时间很快到了1969年9月下旬。一天,“专案组”通知谭震林可以会见一次自己的子女,然后立即离开北京。当天晚上,谭震林被带出中南海,来到一个招待所里,会见了返京治病和在京待分配的几个子女。几个孩子见他面带笑容,神色泰然,就问:“爸爸,经历这样的磨难,你的身体怎么没被搞垮,反而看起来还红光满面的?”谭震林道出了秘诀:“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有人要搞垮我,但是警卫战士是人民的子弟兵。
有个战士是管伙食的,聪明好学,还想学会一手烹调技术呢!
他按照上面规定的伙食标准,每天一口一个‘首长’地问我吃得好不好?有时还设法去买个鸭子,做‘香酥鸭’。我不把身子养好,怎么同他们斗下去啊。”谭震林还讲了他在监管中被批斗的情况:“‘专案组’来人批斗,不过他们斗不过我!
《北京日报》曾经头版头条发表了对我的‘大批判’文章,我对‘专案组’的人说:‘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来逐条读,逐条批,看谁批得有理!’他们要批也批不起来了……”
会见子女后的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谭震林就被带往机场,单独一人,被一架军用飞机送到了桂林,被安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在桂林,谭震林最不放心的,是相濡以沫的老伴葛慧敏。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病势日渐严重,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当病情有所好转后,在“专案组”的允许下,她带了两个有病的儿女,前往桂林和谭震林团聚。
1970年2月5日是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迎接分别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谭震林被严格看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谭震林、葛慧敏和两个孩子分住两间。为了保密起见,按照他们居住的五号楼,谭震林夫妇被叫作“五号老头”和“五号老太”,子女也都用了化名。所以,直到他们离开,附近的人都不知道这里住的人是谭震林。
在桂林,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儿女在后山坡种上了绿豆、芝麻、青菜等作物,还养了一群鸡。他腰间系着用旧被单缝制成的围裙,俨然一个纯朴的老农。谭震林的子女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误,就问他:“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叛徒’。
究竟是怎么回事?”谭震林很自信:“什么‘错误’?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许多共同战斗过来的老同志,都了解我!”又说,“你们年纪还轻,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大事,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历史。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都会搞得一清二楚的。”
1971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事件的爆发,成为1971年政治气候的转折点。毛泽东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包括对“大树特树”、对“四个伟大”、对“红海洋”、对“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等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下,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
毛泽东的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参加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充分肯定了陈毅革命一生的功绩,使一度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许多老同志从中受到了鼓舞。通过子女的来信和探视,谭震林知道了北京发生的重大变化,心情振奋。
随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谭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
这无疑是给予谭震林政治晴雨表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之后不久的一个夜晚,谭震林在石阶上滑了一跤,跌断了腿骨,留下了伤残。这个情况,由前来探亲的子女返回北京后转告了邓颖超,周恩来由此知道了谭震林的情况。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昨晚主席面示”,指出,谭震林 “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并讲了“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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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与夫人葛慧敏
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成员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在淮海前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