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丁玲胡也频 胡也频与丁玲的往事
一二○一一年年初的一天下午,我在新建的福州市乌山西路路口乌山公园,无意间看见正在修缮中的胡也频故居,位置就在公园入口处的右侧(南门兜西面)。胡也频故居我原是拜访过的,那是一座福州风格的旧式民居,它位于市区乌山路卖鸡弄的巷子里。这座老宅建于清嘉庆年间,面积不大,为单进单层的木质结构建筑。大约有三四间住房,四面是高高的围墙,起防火防盗的作用。史料记载老宅为:
“四扇三间,七柱出游廊,占地面积二百七十四平方米。”
印象最深的是胡也频故居有一个后门,出门可见一条小路直通乌山。如今看来,是福州市政府利用乌山一带旧房改造的机会,将原本处于小巷偏弄里的“胡也频故居”袒露在通衢大道之上,便于今天的中外友人寻访、参观。
说起来,胡也频真是福州人的骄傲,他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更是中国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前身)第一任所长丁玲的第一任丈夫。
二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胡也频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戏剧世家,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胡也频幼名胡培基,五岁时入私塾读书。后因家庭生活困难,一九一八年,十五岁的胡培基到福州“祥慎金铺”当学徒。
一九二〇年春,胡也频到了上海,改名为胡崇轩,进浦东中学读书。一年后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不久海军学校停办,他流浪到北京,此时名字也改为胡也频。
一九二四年,胡也频与项拙编辑《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发表过沈从文署名“休芸芸”的处女作,胡也频也开始在该刊发表小说和短文。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小说,加上另一个中篇小说代表作《到莫斯科去》,都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胡也频选集》(上、下)中。不过胡也频最初以诗歌创作见长,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出版了诗集《也频诗选》。
一九二四年夏天,胡也频与同年来到北京的丁玲相识。当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知晓后,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以此安慰丁玲。其实胡也频整整大丁玲一岁。
“由于生活窘迫,丁玲不久离开北平,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年的实际情形,据胡也频儿子蒋祖林回忆道:
“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因为胡也频的单纯、执着与热情感动了丁玲,丁玲因此接受了他的爱:“在湖南的常德,两人度过了甜蜜的初恋时光。”
一九二五年胡也频与丁玲结婚。一九二八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由北京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两人住在上海(今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不久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去山东省济南市省立高中教书。
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济南。当时,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在省立高中师生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时正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事后回忆:
“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 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
三一九三〇年五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就在这个革命的五月,胡也频与丁玲一道在上海加入刚刚于两个月前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丁玲则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冯雪峰之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的“左联”盟员,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后来的三百多人,并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成立了分支机构。一九三六年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解散。
似乎是为了庆贺,在胡也频入党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里,丁玲为胡也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第二年胡也频牺牲后更名蒋祖林,因为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别名蒋玮、丁冰之。长大后的蒋祖林原来留学苏联,学习潜水艇制造。因为受到母亲丁玲落难的牵连,回国以后没能从事军事工业,而是到上海去搞民用船舶制造。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下午一时四十分,因叛徒告密而在旅社的三十一号房间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今天位于上海市昆山路昆山花园七号——一幢三层带部分四层的连接式红砖洋房,在四层最西侧的那套房间就是当年胡也频与丁玲的寓所。
这一天的晚上,丁玲就是在这个住处,苦等着丈夫胡也频的归来。后来丁玲在一九五〇年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
四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出门四处寻找丈夫无着的丁玲回到家以后,帮助寻找胡也频的沈从文来了。他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纸,告诉胡也频的确被捕的消息。最后证实,胡也频等人因属政治要犯,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从公共租界引渡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的最高军警机构,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员。胡也频被转移到这里,使得营救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沈从文是在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中共元老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让当局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跑到南京,找邵力子想办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后来沈从文又陪同丁玲赶赴南京求助于中统头子陈立夫门下,由于“案情重大”,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晚,胡也频与“左联”盟员柔石、殷夫、冯铿(还有没有正式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与二十四人一道被刽子手用机枪扫射、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的龙华塔下,就地掩埋。
人称“左联五烈士”。这一年,胡也频年仅二十八岁。鲁迅为此先后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公开称颂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成就。在黑暗笼罩的一九三一年中国,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在胡也频牺牲一年后,也写下《记胡也频》一文,怀念自己在初涉文坛时,胡也频等人的无私帮助。他这样写道: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
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也是在《记胡也频》中,沈从文写到,解救胡也频无望后,还是他从诗人徐志摩处借的路费,以丈夫的名义,冒着风险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老家避险,以至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教职。
我在想,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胡也频呢?年轻人中记得丁玲的怕也不多了吧?但他们真是不应该被淡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