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苏明娟 “大眼睛”苏明娟:要记住希望工程的伟大使命

“‘大眼睛姑娘’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从她那渴望的目光中,人们似乎听到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的心声。”——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作家黄传会。 “大眼睛”苏明娟是希望工程形象大使,是希望工程资助的300多万名贫困学生的代表。她带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同时,希望工程又让她懂得感恩、充满激情……

我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农家。山区地薄粮少,我们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的生活。上小学时,我每天从家到学校要走40分钟的山路。那时候,学校的教室低矮破旧,学校没钱装玻璃,即便在冬天,窗洞也是空荡荡的,寒风呼啸而进,我们这些小朋友都冻得缩成一团。

可是,我们坚持读书的念头却像火一样热烈。 1991年5月,当时还是北京崇文区文化馆摄影干事的解海龙叔叔到我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这个在我日后的生活中像父亲一样的叔叔跑了十几个村庄,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只是其中一张。

对于当初拍摄的情景,我已经没有印象。但是,这张题为《我要读书》的照片发表后,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并被选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几乎一夜之间,“大眼睛姑娘”“走”遍大江南北。

据《建国50周年摄影在我们记忆中》调查显示,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名列榜首,被认为是50年来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张照片。在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不少人的捐款就是冲着“大眼睛姑娘”来的。

然而,山区消息闭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张照片。1993年,县里热卖“爱心券”彩票,为当地募集教育经费,彩票上印着的正是“大眼睛姑娘”的照片。村里有人买回来,觉得“大眼睛姑娘”像我,爸爸看了也觉得像。

相似的事儿接下来一再发生:我到乡卫生所看病,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问,“这不就是你吗?”有人把报纸带到了学校,老师们也觉得“大眼睛姑娘”就是我。为了证明,老师还要我回家让妈妈找找有没有跟照片上一样的花格布衣裳,结果妈妈果真从旧柜子里找到了那件小花袄。

“大眼睛姑娘”毫无疑问就是我了。 又过了两年,中国青年报社举行45周年社庆,此时已是报社摄影记者的解叔叔,邀请我到京参加社庆活动。

我一下火车便吃了一惊,一位叔叔举着“大眼睛姑娘”照片来接站:“忘记了吧,五年前就是我给你拍的这张照片。我叫解海龙!”三个月后,我又一次到北京,在央视《正大综艺》节目中与解叔叔一起讲述“在希望中成长”的故事。

随后,宝洁公司捐款20万元,将我的母校张家湾小学改建成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也在短短几年内建起了60多所希望小学,一万多名贫困学生受到了资助。 面对这么多关注的目光,这么多援助之手,爸爸一直告诉我在收获爱心的同时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回报别人,帮助更困难的人,将这种无私的爱传承下去。

上小学时,我把富余的捐赠物品转赠给其他困难的同学。上初中时,在征得资助人的同意后,我将累计几千元的资助金通过青基会转赠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孩子。

看到他们高兴,我也会很开心。一直在关爱中长大的我,更要努力用爱心去照亮别人的世界。 2002年,我如愿考上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进入大学后,我觉得我们希望工程的孩子并不比别人差,我们拥有同样的智慧和才干。

所以,经过慎重考虑,我请求退出希望工程对自己的捐助计划,想凭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学业。在大学期间,我从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靠勤工俭学赚来的生活费养活自己,并资助他人。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安徽省工商银行工作。但是,这并不等于舍弃了希望工程这项事业,相反,希望工程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工程改变了我的人生,更改变了千千万万贫困孩子的人生。对此,我有太多的感激。希望工程给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回报社会是一种义务。这些年来,我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接受过上千次记者采访,尽我所能宣传希望工程,呼吁更多的人奉献爱心,使更多的贫困地区的孩子改变命运。 对“大眼睛姑娘”的照片,有人说“那一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不知使多少人潸然泪下,然后慷慨投入到希望工程的行列”。我希望人们记住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承载伟大使命的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