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宗淮妻子 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 外交家乔冠华与龚澎之子:怀念我的母亲

周公馆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建筑物。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亲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忆。参观周公馆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曾家岩50号有着我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我出生不久,母亲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顾不上年幼的我。后来,她索性就把我搁在当地人用的竹篓里,把竹篓放在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请值班的同志代为照看。周恩来发现后,号召大家都来关心龚澎的孩子,我就这样受到了周公馆集体的照料。

周公馆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周恩来会客的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国际朋友往来。由于我总是待在传达室门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出出进进送往迎来的景象,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说“再见”。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经去过周公馆的老人家,还叫我“当年站笼子的孩子”。

母亲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顾不上对年幼子女的照顾,但她在忙碌中对子女的关心却无处不在。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爱好。我们首次见面时,他给我的见面礼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册子和用玻璃纸套封装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母亲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

在收信人一栏上有母亲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当时我只有6岁。明信片中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

假如你在我身边,我一定把你抱起来看看这个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在这座宫殿里呢……”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虽然经历了长途旅行,刚到莫斯科就把她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年幼的儿子,分享她的快乐。我把这张明信片镶在镜框中,陈放于书桌上,以缅怀母亲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

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

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犹如三春晖照在心头上。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仅有的物质财富。

我的母亲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对外新闻发言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除了爱之外,还传递着一种信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40年来,我常常想起母亲,尤其是每当遇到困难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内心似乎就会同母亲对话,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文革”中母亲挨批挨斗、十分憔悴但仍坚持原则、意志毫不动摇的情景;每当我遇到新的挑战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就想到母亲是怎样勤奋学习和工作,从而激励我振作奋进。是母亲为人的榜样导引我经受住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考验,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就是今天我对母亲最好的回报与纪念。

(作者为著名外交家乔冠华与龚澎之子,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