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金庸骂战由王朔骂金庸看我们的“批评”、谩骂及其他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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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这是我很久以前的文字,现略改动一下,帖到这里.当时王朔把文学的阶级性都扯出来了,所以我也加入了不少的政治性语言.其实本文非关金庸王朔,所谈不

这是我很久以前的文字,现略改动一下,帖到这里。当时王朔把文学的阶级性都扯出来了,所以我也加入了不少的政治性语言。其实本文非关金庸王朔,所谈不过是我们的文风。老帖晒一晒。很久以前,文坛上兴起金王论战,应者甚夥。

我从当时对这场论战的本身就并不认真,金庸的作品到底如何,评判取决于读者,而不决于口头论辩,尽管有几个文坛“权贵”加入进来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点。又所谓“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云云,亦如鲁迅所言“(我特指文坛上)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文学只能立足于读者受众,而不是高高在上,向人发号司令,或孤芳自赏,古今如此。当然,我的个人观点并不妨碍那场论战照样进行得如火如荼。

然而在论战一开始便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却并未被人们所关注,尽管双方的火气都是如此点起来的。这就是把谩骂当“批评”,论战有些像“骂街”。这一问题非自今日始,由来已久。

时至今日,社会各领域可谓“百花齐放(老话了),争奇斗妍”,流派既多,各抒己见、各展所长也就势所必然。可有一些人,仍抱着“文革式思维(国际上有冷战思维,国内有文革式思维)”。这里所说的“文革式思维”一词并非指“文革教条”——那样顽固不化的人而今虽有却已鲜见——而是指在正常的论争中,动辄扣帽子,搞人身攻击,甚至公开谩骂,利用未经证实的谣言诋毁对方。

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这种方式不但无益于社会进步,而且恶化空气,轻者说是有害,重者说是在犯罪。我们常能在报纸、刊物上看到这种刺目的文字——什么“极左思潮的最后堡垒”、“拿了几块金牌就把他神化得碰不得了”,又有什么“吃了几年洋饭就心安理得地作了洋奴才”,更有“这是为封建文化招魂”等等,不一而足。

自我标榜,仿佛举天下进步者唯我一人(文革时是“唯我独革”)。可从这么多吓死人的大帽子与口号中鲜能看到合乎“实事求是的、有理有据”标准的批评,自以为是、想当然织成的帽子和情绪化的谩骂却充斥其中,露出的是“夜郎自大”式的无知,“骆驼乃是马肿背”、“尧舜为一人”的笑话堂而皇之的出现于大众面前,其数典忘祖之态遗笑于大众而不自知,反作悲天悯人状。

批评堕落为一种时髦,责任只是他口头上的一点装饰。这个世界本是多姿多彩的,社会有各个领域,世界也分多少个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产生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也不会相同,实事求是,不把思维禁梏于一个模式之内,打破思维定式,此为正途。可也有人党同伐异之心过盛,一见异于己者便妄动无明,在推行自己的一套见解时,先要贬损或请人捉刀贬损他人。

存在文革式思维的人虽不会占尽上述各点,然必有其一二。

文坛(其实不止于文坛)的确需要来自批评的清新空气,但怎能指望这由恶化空气的方式来实现?若此,实无异于缘木求鱼,更不客气地说是南辕北辙。我个人以为对不正确的事物应该批判,对反动事物更应该声罪致讨,但应该有理有据,方能为大众接受,也让对手心服口服,更让“反动事物”无所逃形,而谩骂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若对待的仅仅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更不应不分青红皂白,甚而私心露怯,贬他人为“左道旁门”,自命为“名门正派”,不闻古人有言“君子和而不同”。若愿为批评家者无此容人之量,大众当然亦无奈此“君子剑”何,不理就是了。

有意于批评之人,窃意以为当漱口洗面,检疫消毒迄,再施药石刀圭,望不至为郢封人,遗害众生。(这是医德所在)中国要发展就需要批评,而有功于社会的批评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作风,负责任的言论,深刻精微的剖析。我们呼唤真正的批评家!

对于那场王金骂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报载,王朔面对金迷的反应,说:这怎么了?他就不能骂?亦有学者问:金庸怎么就不能批评?我妄代回答:因你骂人,伤人感情(如浙江话、广州话之类),他们想骂你作为回应而已,骂了人,就要承担社会后果;这是该不该骂人的问题,不止于金庸一人;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也要容得人反驳,如此方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