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的女人 “中國最美女詩人”翟永明:詩歌瀕危 詩人寂寞
她開酒吧討營生,亦是為了獲得跟社會接觸的機會
她近十年來的詩歌,總是充滿男人般的批判力量
翟永明(1955- )
祖籍河南,出生於四川成都,知識分子寫作詩群代表詩人之一。1981年開始發表詩作,1984年完成了第一個大型組詩《女人》,其中所包括的二十首抒情詩均以獨特奇詭的語言風格和驚世駭俗的女性立場震撼了文壇。該組詩在1986年《詩刊》社的“青春詩會”發表之後,更是引發了巨大的轟動,1996年出版了散文集《紙上建築》之後,成為自由撰稿人。
現居成都寫作兼經營“白夜”酒吧。作品曾被翻譯成為英、德、日、荷蘭等國文字。在數十年的詩歌寫作中,翟永明一直保持充沛的寫作和思考的活力,每個時期都有重要作品問世,在中國詩壇具有無可置疑的重要性。
一則新聞報道成就一首好詩
何言宏:你早期的詩比較“個人”、比較“自我”,現在的作品卻有明顯的社會性,但我覺得,你與社會的緊張一如既往的。
翟永明:現在我寫的東西,當然還有一部分是延續之前的主題,是表達個人感情。但是詩的觸角已有很多是跟社會問題有關的。比如說2002年寫作的《關於雛妓的一次報道》這首詩就來源於一篇新聞: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小女孩,她被拐賣到了妓院裏面,小女孩只有十三歲。
但是,三個月內,共有300多個男人以嫖客身份強姦了她。說“強姦”,是因為這個女孩完全是被迫的。小女孩沒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她只好在算術本上記錄了那些人。那些人都沒有名字。
她只是記下了多少個,今天是哪一個,明天是另一個。後來,等她的父親終於找到她,是三個月之後,她已經得了十幾種性病,並被切除了卵巢。她的父親哭著說,我完全不能理解,每個人都有女兒,我的女兒那麼小,那些人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我是在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的。當時我看了以後,觸目驚心。對我的震動特別大,我覺得在中國還有那麼多人完全沒有概念。為了滿足自己最私欲的要求,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底線。但這樣的題材我以前完全沒有寫過,它跟現實這麼緊密,直接就是一個新聞。
我從前覺得新聞是不可能直接寫成詩歌的,詩也應該遠離社會新聞以保持自身的詩意。但這個報道對我刺激特別大,我後來覺得還是要用我自己熟悉的語言來呈現。
在寫的過程中,我一邊寫一邊就把我的疑慮寫進去了。這首詩中的思考實際上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這個消息對我的觸動,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涉及詩歌的寫作本身:我們今天的寫作,是不是應該涉及這樣的題材?是不是應該和社會發生那麼直接的接觸?我是不是應該這麼寫?我這樣寫,是不是把我的詩歌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了?
何言宏:這些年來有一種現象,就是很多作家和詩人都從新聞當中尋取題材,作家當中比如余華,據說他的《兄弟》就是取材于新聞報道。還有王安憶的《長恨歌》,也是取材于一個罪案報道。其實這在中外文學史上很正常,關鍵是怎麼處理,當然對詩歌來說,面臨的問題可能更特殊。
對了,有一本法國人寫的書,叫做《雜聞與文學》,非常有趣,談的就是這個問題,不過它所討論得更多的是小說和戲劇。現在的媒體所報道出來的“中國新聞”,真的是我們文學的一個重要資源。
翟永明:後來出現的貴州習水糟蹋幼女案的結果,已杳無音信,再後來的麗水強姦女生案似乎也沒有引起網民們強大的關注。而且,“強姦”在法律上變成“嫖幼”,也就是在把責任往女孩身上推。這不僅是強姦女孩,更是強姦公眾的智商。記得《關於雛妓的一次報道》這首詩在《詩刊》上發表時,題目被改成《部份的她》。也許,《詩刊》的主編也覺得“雛妓”二字太過刺激人的神經了。
何言宏:他是否覺得“雛妓”這樣的字眼會損害“詩美”?!
翟永明:當代詩歌的寫作中“美”是有多種含義的,此外,當代詩歌也不能僅僅是“美”的欣賞者。當代人的情感也不僅僅是風花雪月。這一點,一個詩人應該清楚。我早就不會用字面意義上的“美”來定義詩歌的好壞。同時,我覺得對現實的觀察,有時對詩歌寫作會有很大的幫助,對詩歌的變化也有很大的幫助,而且你跟這個社會的接觸,也會導致你的寫作觀念發生很大的變化。
我想這首詩是不是文學意義上的好詩我沒有把握,但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對我的詩歌觀念變化所起的作用。所以,我本人很喜歡這首詩。
何言宏:我也喜歡這首詩,我以為它應該是你這些年來的代表作之一了。像《關於雛妓的一次報道》這樣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的作品,每一位熟悉你的讀者讀了它後,都會對你有新的認識,會有一種驚異,也會心生敬意。
翟永明:我目前的寫作中都希望詩歌與現實有一種更緊張和更明確的關係,當然,必得是一種詩意的方式。一種現代的詩意,不是過去那種純抒情的詩意。
詩人的其他營生
何言宏:近十年來,除了寫詩之外,主要還做什麼?
翟永明:這些年我最主要的經歷除了寫作之外,就是開了“白夜酒吧”。
何言宏:為什麼會想到開酒吧?
翟永明:我想做一個自由撰稿人,但中國稿費太低,所以對於我來說,一個自由、散漫、無拘無束,能掙點生活費又不影響寫作的職業,是我一直嚮往的。因為這一念之想,我開了“白夜”酒吧。當然,“白夜”只是我的一個生存背景,我賴以生活的地方。而更為重要、更吸引我的,依然是寫作。我一直認為,作家如果有其他營生,只會給他的寫作提供一個開闊的視野和觀察社會的機會。
何言宏:“白夜”已經成了成都的一個著名的文化景點了,人們去成都,寬、窄巷子一定得去,去了寬、窄巷子,“白夜”更得去了,但它是在寬巷子還是窄巷子?
翟永明:窄巷子。十年來,“白夜酒吧”聚集過詩人、藝術家、媒體人、藝術愛好者,也舉辦過若干小型寒磣但個性張揚的簽名售書和一些藝術活動。詩人們也常常在這裡舉辦朗誦會,“白夜”讓我的寫作視界和對現實的理解都大大地打開了,並且讓我的寫作發生了很根本的變化。
從1998年到現在,我的寫作可以說是非常自由和多變,這在很多時候都與我關心的事情發生改變有關。我認為作家的寫作應該跟隨內心,內在的思想和觀念變了,寫作一定會變。這些年我出了兩本詩集、三本隨筆。其中《白夜譚》完全是記錄“白夜”和“白夜”周邊的藝術群體。
何言宏:經常會從一些朋友那裏聽說“白夜”舉行的各種活動,“白夜”已經成了中國當代詩歌史和藝術史的重要見證。你說“白夜”的很多活動“小型寒傖但個性張揚”,和咱們詩歌相關的這些活動比如有哪些?記得你還主持策劃過詩歌節。
翟永明:那一屆詩歌節發生了很多變故。我在這件事裏也太天真,處事太幼稚。以為用民間的資金做一個比較純粹的詩歌節,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不考慮官方的、體制內的關係,絕不邀請某些自以為掌握了詩歌權力的人。但我確也沒想到那些人會有這麼大的破壞性。
詩歌節被取消了,但從美國過來的兩位詩人卻已經來中國了,同時不少外地朋友也已買了不能退的機票,他們仍然來了成都。所以,後來我只好臨時又安排了在“白夜”的詩會,從一個公共空間的詩歌節變回了一次詩人的小型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