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仕途与争议声相伴”

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在改造大同的同时,耿彦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他的现场办公模式博得不少市民的好感,市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直接向市长反映问题。10月29日这天下午,耿彦波率城建、国土、规划、拆迁办等各部门几十位干部,在大同火车站附近检查道路,市民纷纷围拢追随,整个队伍达百人之众。

一位市民挤进人群,拉住市长的手,带他去看某两栋楼之间的一个卫生死角。耿彦波当场拍板:“这地方改做绿化。”另一位市民向他反映某工地施工太靠近居民楼,耿彦波同样当场拍板:“工地后退两米。”

耿彦波检查得很细,一个井盖都不放过:“这个井盖怎么放不平,有问题找厂家换啊!”

队伍所到之处,市民纷纷变为“街头拍客”,拿出相机或手机来拍摄市长,然后拿给旁边的人看,“看我拍的耿市长”。还有的年轻人向市长索要签名,说“您是我的偶像”。也有的市民专门挤进队伍,只为说一句话:“市长一定保重身体!”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说他好,与称赞声同在的是骂声。就在10月29日这天,本刊记者亲见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市民高喊:“有什么了不起,更大的官我也见过。为什么把我家搬到城外去?”

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骂他的多是因为拆迁。耿彦波对于拆迁的进度要求极严。还是在10月29日这天,他沉着脸快步走进大同火车站附近一家按规划要拆除的中国工商银行,随即拿出手机拨给另一个负责官员:“这么久怎么还没拆,说7天,现在都一个月了。”电话那头解释着什么,耿彦波不容对方多作分辩,“不跟你说了,你的效率呢?”随即挂了电话。

网友整理了“老耿语录”,其中有一句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对于如何对待“钉子户”,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我坚持阳光拆迁,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我想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有觉悟的。”

但是钉子户依然存在。在限时拆迁的高压下,执行者的过激行为未能避免。“有时候拆迁人员齐上,一边把人拖出来,一边就拆开了。”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

大同一位企业老总也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楼被强拆的时候,还有员工在办公,“很危险”。

在大同采访,拆迁部门并没有回避“强拆”的字眼。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给本刊的材料中写道:“凡是列入规划拆迁范围的,必须拆迁,这是原则性。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这份材料以大西街1号为例:在长达近10个月的时间里,召开座谈会10余次,上门做工作260余次,但仍有23户态度强硬,不肯搬迁。最后区政府实行了强拆。“今年以来,我们共强拆36处,拆除面积3914平米。”

另有人批评耿彦波拆迁太随意,“耿一指”、“耿指倒”的外号由此而来。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棚户区拆了大家都拥护,可是一些年头挺短的楼也拆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安置和补偿不到位或不及时,为耿彦波增添了另外一部分骂声。

根据安置方案,房屋拆一平米换一平米,如果想增加面积,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米;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米;超过60平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可增加20平米安置,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若再要求增加,则按市场价结算。

但是一些拆迁户仍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方案不给地段补偿,不给装潢补偿,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一位拆迁户说。

这部分人中尤以商户反弹最为激烈。从城内繁华地带搬到城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市场的萧条,因此商户堵路阻止拆迁的场面时有发生。

由于安置房不可能一时完工,所以,“先拆迁后安置”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方式引起了另一重困难---拆迁户只能暂时租房居住。尽管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但是仍造成了拆迁户的不便。“搞建设大家都支持,可是楼都没盖好,房子就哗啦啦全给拆了,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一位拆迁户反问本刊记者。

阵痛

还有很多人也在感受着“城建革命”带来的阵痛。

作为城市改造准备工作的一部分,2008年3月3日,耿彦波到任不久,大同市政府发出了《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告》,自即日起对全市在建项目进行执法大检查,严肃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一声令下,大同市区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接受审查---手续不全的补办手续,需要罚款的罚款,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的补交出让金。

“公家人”也未能幸免。本刊记者在大同采访期间,市委新闻中心正在搬家。新闻中心副主任白玉龙告诉本刊记者,这已经是他们单位第三次搬家了。

之所以频繁搬家,是为了节省经费。“国家严控楼堂馆所建设,办公场地不够,我们先是租,耿市长觉得租金太贵,所以现在把一些单位进行合并。大同一中搬到大同大学,会校、商校合并到大同一中,而我们搬到商校。”白玉龙说。

另一位官员透露,为了减少开支,耿彦波要求一切从简,“饭桌上如果出现太好的菜,他都要批评。”政府各机关开支都被压缩,连在机关开车的司机也不得不作贡献。“外出的油费我已经垫付了5000块,还有垫付一万多的,一直报不了。”

国有企业是另外一个利益受损群体。大同国旅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企业国有股份占60%,其余40%为员工持股,拆迁前,大同国旅的房产评估了350多万元,但拆迁一年多了,仍没有拿到补偿款。

如今,大同国旅在大同宾馆租房,“租金,加上取暖、水电气费用,一年得30多万。旅游市场这几年不景气,企业去年已经亏损了,今年亏损将更大。”

最近,大同国旅又增加了另一项重负,为了彻底改造市容,政府要求街道沿街建筑进行外立面装修。不巧,大同国旅所租的这处占地1000多平米的房产是一栋临街的二层独栋建筑,于是也被要求装修,“设计图已经给我们了,算下来得100万。”这位负责人说,“搞城建,把大同搞漂亮了,大家都很支持,但希望补偿做得更好点,毕竟员工要吃饭。”

“今年给员工发工资还不成问题,明年就不好说了。”他只好告诉相关部门,“我没有钱搞这个装修。”

钱从哪里来

如此浩大的城建工程,带来的还有疑惑。在东城墙脚下,一位市民问本刊记者:“你说耿市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投入之巨令人咋舌---云冈大景区建设,总投资达17亿元;东城墙耗资1.5亿元,四面城墙全面恢复,投资将在10亿元左右;修路一项,去年投资15亿元,今年将达50亿元;绿化,去年总投资3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三年要投资132亿元。

一部分钱来自贷款。大同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仅他们一家就贷给政府13亿用于修路。

另一部分钱则来自土地经营。“原来大同国土收入才两三个亿,今年能达到30个亿。”耿彦波说。

盘活土地是耿彦波经营城市的关键。

“过去政府想卖地,但手上无地可卖。”大同市国土局局长潘志中告诉本刊记者,其原因一是部门之间扯皮,“比如,规划局不给你出这块地的相关手续,你就很难办。”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城市规划,不清楚哪些土地是可以收回的。

耿彦波破解了这些难题。“他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都抓在手心里面,有人说他自己代替了这4个局长,实际上他是把各个部门的工作机能都揉在他自己手中,做到了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彼此不至于发生摩擦。”

“同时他请国内外最好的规划设计单位对大同做了一次重新规划,什么地方该拆,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他都胸有成竹。”潘志中说,耿市长还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由一个正科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并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该中心张主任告诉本刊记者,今年以来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目前出让2800亩,成交了26.6亿,到年底达到市长说的30亿不成问题。

这些土地从哪里来?“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他说,大同不少国有企业停产多年,“耿市长加大了这些企业的破产力度。”

拿到土地后,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这比2006、2007年提高了80%左右”。

而在御东新区,耿彦波是首先对土地进行基础性建设---修路、绿化、铺设水电气管道,然后再卖。“御东新区总共42平方公里(合6.3万亩),其中大约1.5万亩到2万亩可以做商业性开发,按1.5万亩、每亩100万元计算,也有150亿元收入。而前期投入一平方公里不到2亿元,就按整个御东新区来算成本也不超过100亿元。”张主任说。

这种土地经营模式也引起一些担心---土地升值后,开发商拿地成本增加,是否会将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导致房价升高?如今,大同人已经察觉,这两年,大同房价明显上升,“最好的楼盘单价已经超过5000元,2007年以前也就4000元左右。”一位当地记者说。

对此,耿彦波说,从城市发展的大规律来说,从低级城市向高级城市发展,房价升值是趋势,我们应该尊重这个规律。第二,地价不是决定房价的唯一因素,它受价格规律的支配。第三,政府会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保证低收入群体安居乐业。

瞄准300万游客

耿彦波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另一个更大的质疑是:如此大的投入,最终能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大同以旅游文化立市是否站得住?

“旅游是一项投入大而产出慢的产业。至于修建城墙门楼,游客不远百里千里万里来大同,不是来看大同‘古城’这个人造假古董来的。要看城墙,他们不会去西安或者平遥吗,来大同做什么?”一位大同本地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

但是耿彦波对此信心颇足。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排名第三,位列北京、承德之后。只是在“一煤独大”的格局下,大同旅游未进行很好的开发,有人调侃:“南方人把传说变成了现实,大同人却把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了传说。”

“中国最好的古建筑在山西,大同城内就有三处国宝级单位,复原后的古城墙也是独一无二。未来的旅游人数,我瞄准300万的目标,以100元门票算,一年是三亿元。而门票只是旅游产业很小的一部分,标准测算只占到旅游城市整体收入的5%,加上餐饮、购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产业有多大。”

“我不相信我们的大院文化敌不过周庄,我们富了600年,周庄不过是背靠上海这个大都市。北京的恭王府只有90多亩,我们一个代王府(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府邸)占地300多亩,门就八九道呢!”

给耿彦波如此信心的一个外在条件是,2012年,北京至大同的动车将开通,届时,往返两地,耗时将由现在的五六个小时缩短为一小时。他相信大同将成为北京的“后花园”。

有人担心巨额投资将给大同留下一屁股债务,“现在大同是寅吃卯粮,事情是耿市长做的,他有责任解决而且他也会想办法,但是他万一走了怎么办?留下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特别是拆迁安置,闹不好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位官员私下对本刊记者说。

他点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荣耀感

耿彦波的一颦一笑,牵动着这个城市的神经。

现场办公,大部分时间,耿彦波不苟言笑,随员们注意力都保持高度集中,因为他随时会点到你,或询问,或批评。偶尔他被某件事情逗乐,“呵呵”一笑,周围的干部也立即舒了一口气。

对市民而言,他们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对市长的亲近感。不少市民都能脱口而出耿彦波的一些“名言”:“少谋人,多谋事”,“多留遗产、少留遗憾”,“事无巨细、事不过夜、事必躬亲”等等。

在东城墙脚下,每天傍晚四五点,都会聚集数以百计的市民,有的就住在附近,有的专门骑自行车从较远的地方赶来,看一看城墙的进度。大家围在一起,晒着夕阳,议论城墙。

“听说城墙上以后要开小汽车。”“不是,是旅游观光车。”“昨天起大梁,放炮了,你听见了吗?”“以后我们卖卖冰水也能挣不少钱吧,你看北京夏天卖冰水的老太太,一箱水一会就卖光了。”

10月26日,本刊记者在东城墙下随机采访,随即被市民“包围”。对于耿彦波,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一阵混乱之后,退休工程师范培德被推举出来做“发言人”。“像这样家喻户晓的市长我活这么大没见过,幼儿园孩子和八九十岁老太太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相信95%的市民是支持耿市长的。”他说,“现在大同人最担心两件事,一是耿市长身体累垮了,二是耿市长被调走了。”

一位长期采访大同的省城记者如此评价耿彦波现象:“他点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荣耀感。”

如果有人说城墙是假古董,周围的人立刻会跟你急:“哪件文物不是经过历代整修的?”

“大同几十年没变过了,老百姓盼变啊!你看,天黑了,城墙下的人还不愿意走,这是一种情结。”范培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