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的后人 梁茂春: 寒冬的访问——访问刘雪庵记录

201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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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梁茂春(音乐史学家.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采访说明一.寒冬拜访刘雪庵我和俞玉滋老师一起去采访刘雪庵先生的具体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晚冬.所

梁茂春(音乐史学家、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采访说明

一、寒冬拜访刘雪庵

我和俞玉滋老师一起去采访刘雪庵先生的具体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晚冬。所有的联系工作都是由俞老师负责的,因为她和刘雪庵是老熟人,20世纪50年代她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习声乐时,就访问过时任副院长的刘雪庵。“文革”中他们又一起被发送到天津的军粮城农场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刘雪庵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谱写的爱国歌曲《长城谣》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谱写的艺术歌曲《飘零的落花》《红豆词》《追寻》等曾被广为传唱。他的音乐创作才华横溢,在人们口头传播甚广的黄自“四大弟子”(指黄自在20 世纪30 年代带的作曲学生刘雪庵、贺绿汀、江定仙和陈田鹤)中,刘雪庵也是佼佼者。俞玉滋老师和我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采访刘雪庵是我们强烈的愿望。

50年代俞玉滋那次对刘雪庵的采访之后不久,刘雪庵就跌入了政治的深渊—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刘雪庵被错划为音乐界的“大右派”,被剥夺了创作和教学权利长达20多年。

刘雪庵的“右派”问题是1979年3月获得“改正”的。我们登门采访他的时候,距他被“改正”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到高压政治的长期摧残,刚刚获得“改正”的刘雪庵,还没能从“冰冷”的状态下完全“解冻”,这从他谈话的谨慎小心可以感觉出来。但那时他已经开始“复活”了,还在1979年10月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见到了老朋友贺绿汀,还一起照了相。当他将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作为采访者,我们的思维也还没能从固有的模式(即“阶级斗争史学观”“为政治服务艺术观”等)中解脱出来。就我来说,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在20世纪的60 年代。当时,音乐史上的刘雪庵就是“黄色音乐作者”“国民党御用音乐家”“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刘雪庵的“右派”问题虽

然已经“改正”了,但是那些被批判的“坏作品”,它们都能够变成好作品了吗?

因此,我们的采访大体上还处在一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语境”之中,是备受思想束缚的采访者和备受政治摧残的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采访者带着同情,也带着疑虑;受访者战战兢兢,唯恐话有闪失。一问一答之间,相互之间心存隔阂、言不由衷。半天的交谈中,刘雪庵先生没有提到一句他的历史委屈,有的只是淡然和超脱。

今天重新整理这次采访记录,可以回顾发生在30多年前的“1980年当代史”,可以回味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心有所感,我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寒冬访刘雪庵

噩梦刚醒暖还寒,陋室拜望刘雪庵。

卄年枷锁刚卸下,半世心缰尚酷严。

惊弓之鸟惮鸣唱,覆巢之卵难有全。

幸有匆匆一探访,乐史真迹留一斑。

二、乐史真迹留一斑

1980年初,当我和俞玉滋老师应约按时来到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时,只见这里平房低矮、屋里水泥地面凹凸不平、窗户的光线黯暗。当时已经75岁的刘雪庵先生满头白发,脸上刻满沧桑,动作显得有点迟钝,眼力也明显不济。

语言表达还算清晰流畅,但是记忆力有些下降了。对于30 年代一些作品的创作时间,他常用“大约写于35、36 年吧”来回答。我们询问《中国组曲》的创作时间,他的回答是“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一个很宽泛的回答。有些稍微牵涉政治的问题,他常用“记不清了”作托词。

即便如此,我们的这次采访还是有重要收获的,因为通过这次采访,对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所提到的在法国出版的《三歌曲》《中国组曲》,在日本出版的《四歌曲》等事情,是我们原先所完全不知道的。这次采访的三年之后,刘雪庵即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无法再进行像这样面对面的采访了。

这是一次我们与刘雪庵的“面对面”,又是“刘雪庵谈刘雪庵”,是真正意义的“抢救”。这次采访五年之后,刘雪庵就与世长辞了。我和刘雪庵先生仅此一面之缘。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俞玉滋老师带我去采访刘雪庵先生。应该说,这次采访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第一,刘雪庵对他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和四个乐章的内容、形式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使我们对这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钢琴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前,我们对这部作品是知之甚微的。刘雪庵的亲口所述,对分析、理解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刘雪庵创作《流亡三部曲》的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他是如何在上海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为什么要以《松花江上》作第一部,又在去香港的船上和江凌一起创作了第二部《离家》,然后又完成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我们就对《流亡三部曲》的全部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了解。

第三,刘雪庵在谈到《长城谣》时说:“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这个说法和我们原先知道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指出《长城谣》与河北通县民歌在音调上有密切的联系,并说安娥曾经指出了这一事实。这对我们分析《长城谣》的音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刘雪庵在谈到《何日君再来》时是一带而过的,但是他提到了后来蔡楚生导演的进步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电影中,还将歌词改

成了“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就使《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带上了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色彩。这也是不久之后(1980年底至1981年初)在《北京晚报》《北京音乐报》(今《音乐周报》)展开的一场对《何日君再来》的大争论的原因。

最后,我们请刘雪庵提供他的生平简历,原因是我们当时很难找到关于刘雪庵生平的准确资料,他已经完全被历史封存了。

刘雪庵亲口告诉我们,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为了证实他自己的话,他还找出了他的户口本给我们看,这是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的重要证据。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介绍刘雪庵的文章,大多说刘雪庵出生于1905年11月7日,误差与他本人所述有五天。不知道这个误差是如何产生的?而我则相信刘雪庵本人的口述和户口本的记载。

这次难得的采访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刘雪庵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艺术歌曲《追寻》《枫桥夜泊》等都没有来得及请他细说创作经过;有一些当时被认为是“黄色歌曲”的代表作,如《弹性女儿》等根本都没有提及,那是怕重提这些作品,又会引起老人的惊恐与不快。

还有一些歌曲在当时仍然是很敏感的问题,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因为《巾帼英雄》的词作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桂永清,《空军之歌》歌颂的是国民党领导的空军。这些作品都是刘雪庵被证明曾经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例子,是属于“国民党线上”的歌曲。一提到这些作品,刘雪庵都以“记不清了”来回避。

话到嘴边留半句,事逢麻烦绕一圈。这是我们采访者和受访者当时的真实心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冷静地对待历史问题了,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与国民党军队有关的歌曲,也是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

访问记录

时间:1980年1月23日

地点: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

采访人:俞玉滋、梁茂春

记录整理:梁茂春

问:很高兴见到您,我们有一些关于您的作品的问题想当面向您请教。请您谈谈您最初的歌曲创作情况。

答:大约在1936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过我的《四歌曲》。这本《四歌曲》中包括我的四首歌:《采莲谣》《早行乐》《飘零的落花》和《菊花黄》。《四歌曲》是东京龙吟社音乐事务所出版的,是通过齐尔品介绍去的。

在这之前,我还在法国巴黎出版过我的《三歌曲》(约在1935年),也是齐尔品介绍的。《飘零的落花》是我在“音专”上学时写的,最迟不超过1935年。这首歌是先写曲调,后写歌词,是蔡绍序最先唱的。曲调委婉、抒情,抑扬起伏,合乎练声曲的需要,常被当作声乐训练的教材使用,以上行的曲调为主。

《采莲谣》可能是《音乐》上用了的歌词,黄自先作了一首曲子,我又用相同的词(韦瀚章词)谱写了另一首,曲调与黄自的不同。

《早行乐》曲调的骨干音是“re—fa—sol—do”,音乐风格和一般的歌曲不同,我是受西北民间音乐风格的影响,创作时间与《飘零的落花》相同。《春夜洛城闻笛》写作时间比《飘零的落花》早,可能是1933年。该曲选用李白的诗,是为《音乐》编选时作的曲,为中学生的音乐教材而写的。这首歌传唱得很普遍。

问:请您详细谈谈您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

答:《中国组曲》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是受到《牧童短笛》影响而创作的。由《头场大闹》《傀儡舞踊》《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四段音乐组成。模仿四川锣鼓写的《头场大闹》是第一首,像是开场锣鼓。

第二首《傀儡舞踊》是映射满州国的,其中的皇上就是傀儡。我用了四川民间木偶戏的音乐素材和节奏,以表现滑稽的形象和可笑的动作。江定仙在上海实验话剧团演《武则天》的时候,曾经用了《傀儡舞踊》的音乐来做这部话剧的配音。

当年是郁风演的武则天。第三首《西楼怀远》,音调上我用了西北、西南风格的音调。以“fa”音起,模仿琵琶古曲和西北民歌的特点。事实上是用琵琶古曲的音调“凡五六凡尺上”—“fa—la—sol—fa—re—do”。

黄自看了这首曲子后,觉得曲调很怪,因为从调式上讲,的确与别的调式不同。我不想走老路,而想走新的路子,尝试一下新的调式,用“fa—sol—la—do”结束。三个声部的复调手法,是受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复调手法的影响。

最后第四首是《少年中国进行曲》,音乐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受舒伯特的进行曲影响。但是曲调是中国风格的,表现新的中国。苏联的音乐家曾经把这一段编成管弦乐,列宁格勒出版社1956年出版了这首器乐曲。这套《中国组曲》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全部乐谱,章道尊手上有这套乐谱。在国内由吴乐懿演奏,并出了唱片。

问:请您谈谈出版《战歌》的情况与创作《流亡三部曲》的经过。

答:《战歌》一共办了十几期,是我和“上海音专”的谭小麟等几个人办的。在上海办了四期,后来转移到汉口继续出版。《流亡三部曲》发表在第六期上。华北平津流亡学生来上海唱了《松花江上》,是江凌拿谱子来给我看的。

我是1937 年底看到谱子的,谱子上没有写作者是谁。曲调非常好听,但是歌词有一点颓废。我觉得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倒下,我想把悲愤改成悲壮的情绪,于是就开始构思《流亡三部曲》。当时我正参加上海救亡协会的工作,和江凌一起坐船经香港再到武汉去。

在船上,我叫江凌同志写的歌词,总的是希望改为让人振奋的,在第三首歌要表现复仇的情绪。在船上还碰到了郭沫若同志,他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工作。他说:“要悲壮,不要悲伤。”郭老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我们在船上就写出了《流亡三部曲》的第二部《离家》,郭老对此非常欣赏。正好郁风在船上,也帮我们出主意。不久之后,我们又写出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以《松花江上》为第一部,以《离家》《上前线》为第二、三部的《流亡三部曲》完成了。完成的时间是1937 年12 月。最近我有一篇文章给了《文艺报》,回忆《流亡三部曲》的创作经过。

问:请您谈谈《长城谣》和《红豆词》等歌曲的创作情况。

答:《长城谣》是潘孑农词,周小燕唱的,是一首抗战歌曲。写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1937年)已经发生了,诗的背景是反映时代的,是对日本侵略华北有感而写的,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长城谣》写出来之后,记得有一次安娥和我谈过,说我的这首歌是和一首通县民歌的旋律有联系。

她是通县人,所以对通县民歌非常了解。我在创作的时候把句子引申开了。《长城谣》在当时很受欢迎,一半功劳要归周小燕,由于她的歌唱,歌曲才引起了轰动。

这一时期我写的歌曲还有电影《何处不相逢》的插曲《湖上轻舟》,我家里还有这首乐曲的乐队谱。还有电影歌曲《满园春色》《思故乡》《如此繁华》等,以及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配乐、为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1938年)写的插曲等。

《何日君再来》是1937 年创作的,是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1939 年蔡楚生导演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了电影里,内容改成: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事是项堃告诉我的。电影的配乐是我创作的。《孤岛天堂》中还有一首同名的主题歌,是蔡楚生作的词,我作的曲。这是一首男女声二重唱。

1940年我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当时音乐院办在青木关。1942年郭沫若写了话剧《屈原》,我为该剧写了配乐。杨仲子解聘我以后,我就到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副教授,在那里教音乐。

《红豆词》是1943年在重庆谱写的。当时朱彤写了话剧《红楼梦》的剧本,戏中曹雪芹自己弹琵琶,自弹自唱《红豆词》,曲调带着幽怨感。实际上,正式上演的时候剧中没用《红豆词》,但是这首歌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因此单独流行起来了。当时我在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工作,我是根据曹雪芹原诗的意思体会出这种音乐风格的。

问:请您详细说说《空军之歌》和《巾帼英雄》的创作经过。

答:记不清楚了。

问:请您谈谈抗战胜利之后,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音乐创作情况。

答: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搬到苏州,我随之到了苏州。

1946年在西安出版的《诗歌与音乐》月刊里,有专门介绍我及我的作品的文章。1953年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1956年根据琵琶曲《平沙落雁》改编了钢琴曲《飞雁》。钢琴曲《飞雁》的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由金石演奏的。谱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也发表过。同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由顾圣婴弹奏过。

问:请将您的生平简单和我们说一说。

答:我的简历如下:1905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四川铜梁县,铜梁县在重庆西北百余里。这是我的户口本,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在铜梁上小学,听老师讲过岳飞的《满江红》。小时候我学过吹笛子、箫,因为我的大哥、二哥会吹,跟随他们学的。

在铜梁上县立中学,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到楚南会馆教音乐课。1926年我进入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音乐,学的是小提琴、钢琴,还学唱昆曲。学了一年半回到铜梁县当小学校长,并办了“戴帽子”中学。

1923年我开始写作儿童歌曲。1928年写了《春天来了》。1930年我到上海进入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是陈望道,田汉也在这所学校教书。我与田汉等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我在中华艺术大学学戏剧,洪深在这里教戏剧,学音乐是挂名的。1931年春转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作曲,我与贺绿汀同班,跟随萧友梅、黄自学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我回铜梁,半年后又回“上海国立音专”复学。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已写过一些电影歌曲。1936年7月我从“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毕业,江定仙、陈田鹤早我一年毕业。1937年我是自由职业者,给电影写音乐。1938年到武汉参加“三厅”工作。1940年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

1942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副教授,教音乐。1946年到江苏苏州文化教育学院任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53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教授。1956年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副院长、教授。196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附 记

我把采访刘雪庵的记录整理好之后,曾寄给俞玉滋老师过目,请她提出修改意见。2012年1月6日我接到俞老师的电话,她说:“你的《访问刘雪庵记录》我看了,很好,没有意见。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先拿出户口本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他家庭出身在是‘小土地出租’。

他刚刚参加了‘文代会’,和金山、贺绿汀等人照了照片,还给我们看他们的合影照片。我们一起采访他之后,我又一个人去找他核实过材料,他还是回避问题。因为不久后《北京晚报》又批判他了,他又紧张了。”

原载《歌唱世界》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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