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邮票设计者许仁龙 许仁龙:谈设计《长城》特种邮票

中国邮票,从清末到现在已有近一百四十年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邮政和邮票的设计、印制、发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邮票设计和美术创作一样,需要继承学习民族文化的精髓,使邮票这朵外来之花开出民族文化的硕果。

每个民族都有其生存的法则,上升到理论便是哲学。清代著名画家龚贤说:“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这段话说明了艺术形式的递进关系。其最高层的审美观便是哲学。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我国自身的文化艺术发展利弊参半。其中最大的弊病是用西方科学的模仿说和反映论取代了我国审美的神形说和感物论。

西方艺术的传统是“求知”。“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产生快感,就是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它为某一事物”。亚里士多德《诗学》于是有了根深蒂固的“模仿说”。求知、求真是科学的范畴,而艺术的本质是精神、心灵、情感的表达。

“中西文化是两种迥然有别的异质文化。他们之间尽可以相互吸取参照,却不能纳入到哪一方的体系中去,更不能以西衡中,诸如把中国的‘感物论’等同于西方的‘反映论’”(成复旺《上苑卮言序》)。 中国艺术的传统是“感物”。

“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四《南行 前集叙》)。苏轼又言“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这两段话说出了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特征:其一是中国人观察事物是动态的“游”,在游动中的见闻而 感于心。

是诗人便发于咏叹,是画家则流于笔端。其二是中国人与自然万物是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朱熹《中庸章句》)。“古之人, 情与物相游而不相舍”(黄宗羲《黄孚先诗序》)。这种“神与物游”的审美观才是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也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特征。

由于西方绘画是科学的焦点透视,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故他们产生不了中国长卷式的山水画。这次用中国长卷的形式来设计《长城》邮票是中国“感物论”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

《长城》特种邮票设计中的三个难关

(一)历史考证的严谨性

中国历史上一般长卷山水名画,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兼以点景。而这次的《长城》邮票设计主要是以长城这一巨大的人文营建工程及沿途的著名历史遗迹结合山 川大地来表现的。邮票设计的特点之一是历史的真实、自然的真实、现实的真实。

这次表现的是明代长城,从辽宁省丹东市的虎山长城为起点,到甘肃省敦煌市嘉峪 关为终点,沿途千百个关、塞、门、台、堡、城,要一一考证梳理。每处长城要塞都有其历史沿革的变迁过程,都有营建修整的艰难心酸,都有真实感人的历史故 事,难以取舍。要从这延绵万里的长城要塞景点中抽取出最具典型的长城段落,这需要较深的历史知识和大量的研究时间。这是难点之一。

《万里长城》创作第一稿

(二)地理方位的科学性

凡集邮的人大都配有一个放大镜,他们会挑剔地辨别邮票中每处景观的细节,南北方位、正反结构、建筑特点,以及线条、笔墨的功夫、雕刻手法的水平等等也都 难逃他们的法眼。而这次《长城》邮票又恰恰是南北方位曲折多变、错综复杂,这给设计者又戴上了一副手铐、脚镣。为实现科学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万里长城》素描稿第二稿定稿

(三)艺术融合的巧妙性

历史真实的还原最有效的是用语言文字。地理方位的真实最可靠的是测量。而这次的邮票设计的前提是艺术要服从于这二者的真实。这无疑是戴着脚镣跳舞的最具约束的一次艺术创作。

这种大难度的挑战,不应该难倒中国艺术家,这种局部苛严的真实与整体浪漫的虚构正是我国传统艺术的妙处,也是我国历史上的艺术大师和当代优秀艺术家应该具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