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日本侵华之间谍名单●

使用间谍有五种: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种间谍同时都使用起来,便敌人莫测高深而无从应付,这是神妙的道理,是制胜敌人的法宝。从前商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夏为臣的伊尹;周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殷为官的姜子牙。所以,能用极有智谋的人做间谍,一定能成就大的功业。成败与否都要依靠间谍提供情报的准确性。

(1)因间:就是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因间也叫乡间。应该说,除了利用同乡关系外,还包括利用同学、老同事、亲属、老朋友的关系,去察探军情或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因间还可以解释为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或俘虏做间谍。

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边界的区分只是个地区概念,而双方边境上的民众中存在的共同的民族习惯,复杂的社会交往,无法用国界来划清,一旦两国关系破裂,乃至发生军事冲突,因间便是最活跃的情报信息。一般来说,因间还属于比较简单的间谍计谋,只能了解一般情报,也很容易被对手识破或查获,使将计就计的反间计借以成功,这是需要兵家所明察的。

(2)内间。孙子说:“内问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谓内间,就是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也有人将“内间”解释为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总之,内间即出自敌人的营垒之内。敌垒内的哪些人有可能成为我方的内间呢?杜牧解释说:在敌人的军事官僚机构中,“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劈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败丧以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

总之,这样的人或不得志,或贪图财利,或因种种原因对其主将满腹怨愤等,都可以暗地里进行联系。包括政治争取和重金收买,使之为我服务。

(3)反间。孙子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所谓反间,就是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使其为我所用。反间计的内容是以假乱真。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敌间谍被我发现或捕获后,不是公开审判,而是暗中以重金收买,使他变为在我控制下给敌方提供假情报的双重间谍。

二是我发现了敌间谍,并摸清了他的来意,但不露声色,装得像根本不知道一样,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为他透露一些假情报。例如根据我方预定的行动日期,告诉他一个提前或推后的假日期,让他回去报告。敌人以假当真,我正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达到目的。

(4)死间。孙子说:“死间者,为逛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逃跑到敌方的人员知道而传绪敌人,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按孙子的本意讲,“死问”是一个借刀杀人,处置叛逃人员的计谋。

自孙子之后,军事家对“死间”的解说和用法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针对敌人内部了解我弱点的人给其主子提供的情报和用兵计策,及时改变或制造假象掩盖我弱点,使敌主将怀疑提供情报的人,乃至将其杀掉。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捕捉有利的战机,不顾我方派到敌方去的外交情报人员尚未撤回,就开始了军事行动,使敌人对我方派去的外交情报人员引起怀疑而将其处死。

(5)生间。孙子说:“生间者,反报也。”所谓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亲自返回报告情况的人。生间是对敌间而言的。就其内容来说,有选贤能之士,或游说于列国之间,或打进敌国官僚机构之中;有以某一具体的作战情报速去速回;有以诈降迷惑对方,或借机给敌以不意的袭击,或为今后作战充当内应等。

这五间之中,最重要的是反间。反问也是最活跃、最生动的。因为反间是被我收买利用的敌间,他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因此,孙子主张对反间要不惜重金收买,给予优厚待遇,所谓”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所以,关于用问的方法,他认为利用好反间是“五间俱起”的关键。只有策反敌间,为我所用,才能使乡间、内间、死间、生间顺利地完成各自受领的任务。孙子认为,用间是一项十分机密的工作。因此,对谍报人员要特殊看待,在感情上要特别亲近,“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在奖励上要特别优厚,“赏莫厚于间”;在使用上要特别信任,“事莫密于间”。

而要能做到这些,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亲抚、重赏、秘密,是孙子提出的用间的三个要素。“亲”和“密”又是紧紧联系的。不是心腹,不可以言秘;间事不密,则为己害。这里包含着对间谍培养和使用两个方面。要让老鼠进食毒饵,就不能让它嗅出毒味,要让敌人相信我制造的假情报,就不能泄露自己的心机。谋成于密,败于泄;以谋保密,谋更密。

1、1932年3月1日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居住天津的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当上傀儡皇帝。通过溥仪亲侄女川岛芳子(大汉奸)唆使张璧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作傀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

2、1935年11月25日由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改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位于今河北东北部;人口约600万。1938年2月1日,该政府与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

3、1937年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1939年9月,并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1943年又将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

4、1937年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位于今山西北部。驻大同县,统辖雁北13县,人口150万。1939年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隶属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为大同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

5、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位于今北平、天津两市,及山西、河北、河南(部分)、山东日占区;1940年3月30日,即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当日,华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6、1938年3月28日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其主要支持力量为日寇的华中方面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由十大汉奸之一梁鸿志(1882-1946福建长乐人)组织维持会,卖国投敌。

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任“行政院院长”。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

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1944年底汪死后,改任伪立法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苏州。是年10月,被***政府逮捕归案,押解上海。1946年6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在上海处决。

7、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位于今内蒙中部,别称蒙疆国、蒙古国,有模仿傀儡满洲国的迹象。首都在张家口,使用成吉思汗纪年。虽然此政权声称实行蒙古民族主义,但事实上在日本设计的边界线内有80%人口是汉族。

此政权的首脑是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1902—1966)即德王,字希贤。内蒙古的王公,主张内蒙古独立。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曾任锡林郭勒盟盟长,1902年2月8日出生,1908年袭札萨克多罗杜稜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侵略军合作建立了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8、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伪汉奸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李圣五、陈君慧、林柏生等大汉奸为日本卖命。汪伪国民政府,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於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1940年在日本支那派遣军的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1945年抗战结束后瓦解。

被国民政府称之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日本则称之为“南京国民政府”。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即以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日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武力胁迫等一系列阴谋手段和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进行情报刺探、监视、暗杀及收买汉奸、扶植傀儡等活动。

在这阴险的“第二战线”上,充满了欺骗、伪善和阴谋,这条战线在日本的整个侵略扩张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第二战线”的开拓,也就不会有日军侵略扩张史上的种种“显赫战绩”。

甲午战争前,日本就派遣了大批浪人间谍深入中国腹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前,日本先后派出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打着支持中国革命的旗帜,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间谍活动;辛亥革命后,日本派遣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

策划“满蒙独立国”,又派大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二十一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日本一张张庞大的间谍网,深入中国内地,盘根错节,无孔不入……

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派遣大批浪人(非军职人员)间谍深入中国内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又派出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头山满等特务,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日本侵华间谍任务。

民国建立后,日本当局企图以拉拢中国统治者、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的手段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曾先后派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策划成立“满蒙独立国”,派著名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21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以后,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式的高涨,日本不断变换手法,间谍活动也越做越细,越做越深入。直至抗战爆发后,日本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间谍网。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有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其特务头目从青木宣纯开始,继而由坂西利八郎接替,最后则是土肥原贤二领衔。

青木机关建立在清朝末年。坂西机关活跃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土肥原机关则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20世纪30年代粉墨登场,他们被称为一脉相承的3代特务机关。

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和坂西二人,则知之不多。青木生于1859年,187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参谋本部,同年秋,被派往广州。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03年任武官。

从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坂西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参加了1894年中日战争。因其对中国问题有较多研究,于1902年5月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的辅佐官,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

坂西是青木最得意的继承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因率领特别工作班潜入我国东北进行谍报活动,故其在北京的工作便由坂西接替,从此他建立起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后来一些重要的侵华分子如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坂西被称为“第二颗巨星”。

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外务省(外交情报机关),在其亚洲局里设有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内阁情报局(综合情报机关);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兼搞情报活动的机关)。

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3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

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

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梅机关、兰机关、竹机关、菊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汪精卫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3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

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

“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

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3次。

1、策划“九一八事件”,拉开日本侵华序幕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

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

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

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

2、诱引溥仪去东北出任伪满洲国首脑。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才4天即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土肥原与板垣、石原等人又在密谋,研究占领后的满洲如何实施统治。与会者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建立一个日、满、蒙、朝、汉5个民族共和的独立国,有的主张干脆建立殖民地政权由日本派总督统治,土肥原则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国”,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它的首脑,日本即可通过他来达到统治满洲的目的。

这样做,既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在国际上也好讲话,是上策。

会议最后采纳了土肥原的意见。在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土肥原立即着手实施这一阴谋。土肥原于10月27日到达天津,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密谋,策划了溥仪从天津出逃的办法。土肥原在天津与溥仪会面,探询其意向。

数日后,土肥原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将采取特殊手段,达到目的”。他所说的“特殊手段”,就是后来发生的由他一手导演的所谓天津“便衣队”暴乱。土肥原把制造这起暴乱的具体任务让香椎浩平去完成,而他自己乘中国军警忙于镇压所谓的暴乱,而日租界的日本军警也忙于戒备之机,推说溥仪在此不安全,必须另觅安居之地而将他秘密强行劫持离开日租界,乘船逃往满洲。

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下,伪满洲国成立。

3、策划汪精卫等人投敌,炮制汪伪政权。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把原来与蒋介石秘密进行的和平交涉的大门关上了,其用意就是准备在日军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华北、华中分别炮制出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和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1938年3月),但这两个伪政权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收揽民心,因此还要拉出一个“大人物”来建立新的傀儡政权。

1938年2月,经松本重治、西义显等介绍,国民政府亚洲司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满铁社员伊藤芳男陪同下秘密赴日,探讨中日之间“和平”的可能性。

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在董回国时托董给何应钦、张群带去亲笔信,大意是“希望日中两国赤诚相见,互相合作,今后仍继续接触”。

董回到汉口,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张。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与董商量后,把影佐的信也给汪精卫、周佛海看了。蒋介石对此信毫无兴趣,并表示不许何、张两人复信。而汪、周以及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对此则大为振奋。影佐的信,明显对汪精卫、周佛海后来投敌发生了作用。

日本方面感到既然不能无视蒋介石在国民中的威信,就只有在其内部发起强有力的“和平运动”,以促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因此,考虑诱使与蒋介石相匹敌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出走这一方案。

11月20日,影佐、今井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一个月后,汪精卫逃至河内,并于29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其后,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