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叛逃高官《黄长烨回忆录》“邓小平是拯救中国的伟人”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
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
"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
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
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
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
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
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
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 D. 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
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
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
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朴胜玉同志: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1997年2月17日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黄长烨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
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
别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活的久一点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
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晚
会,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晚会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但是,德弘对我说,"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大哥……"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
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 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
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
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亡"这一提法。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
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 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
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
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
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如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不顾人民死活。
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
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这样吧,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
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
转达了我的谢意。 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