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燕老公是谁 刘晓燕的成长有家庭背景原因吗

201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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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92年8月中旬的一天,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缓缓驶进了深圳蛇口汽车站,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背着行李从车上下来,用懵懂的眼神环顾着周遭的一切.

1992年8月中旬的一天,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缓缓驶进了深圳蛇口汽车站,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背着行李从车上下来,用懵懂的眼神环顾着周遭的一切。这时候,她的口袋里只有100多元人民币。彼时的深圳,每天不知要迎来多少个像这样的外来打工妹。

找一份工作,挣点钱,是她们共同的愿望。如果其中一个人说,她的理想是在深圳拥有一家工厂,自己当老板,多半会被认为这是白日做梦。然而,这个女孩恰恰是怀着这样的“白日梦”来到深圳的,她的名字叫刘晓燕。

打了几年工以后,她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工厂;几经坎坷,她的企业一步步成长起来。如今,她已经是一家中国知名服装品牌企业的董事长。1992年,历史的因缘际会,让深圳,让刘晓燕的命运都发生了转折。

一首《夜色阑珊》,让她爱上深圳

来深圳,对刘晓燕来说是“蓄谋已久”的。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这两个字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叫《夜色阑珊》,”刘晓燕说,那大概是第一首从深圳诞生的流行歌曲,“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闪耀的灯光,伴我心儿在歌唱……”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际,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城市的夜色不过是一片漆黑。而在那个时候,深圳的夜晚居然已经是如此“绚丽明亮”了,这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呢?这该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城市呢?这是深圳给刘晓燕留下的最初印象,也让她对深圳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向往。

“从那时候我就非常留意关于深圳的信息”,刘晓燕对晶报记者说,于是,在江西鹰潭老家读书的她,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知道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在我的心中,深圳是个火热的城市。”刘晓燕说。

1992年,正像后来流行的一首歌唱的那样,“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深圳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电视上、报纸上又掀起了深圳的旋风,再次卷起改革的巨浪。22岁的刘晓燕再也坐不住了。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催促她:走,到深圳去,马上……

深圳,差一点没有收留她

当然,像刘晓燕这样为了追寻“夜色阑珊”的景象而来到深圳的打工妹,来到深圳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那些阑珊夜色的。刘晓燕在一个老乡那里暂时落脚之后,就开始为生计奔忙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在深圳找一份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住在蛇口,每天一大早,跑到罗湖各大人才市场找工作”,刘晓燕说,那时候从蛇口去一趟罗湖可不容易,简直是“翻山越岭”。

拿着学生时代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漫无目的地穿梭在各个人才市场。一次次的期待,一次次的失望。望着深南路林立的楼房,街道上脚步匆匆的行人;深圳是迷人的,同时又是残酷的。她不敢去想,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连正儿八经地吃顿饭的钱都舍不得花,啃着几毛钱一袋的方便面充饥。

第一份工作终于找到了,却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在东莞新塘的一家毛纺厂做半成品检验”,刘晓燕说,自己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是奔着深圳来的,没想到这个城市却没有收留她。

人在东莞,心里还想着深圳。在新塘上班的日子,刘晓燕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步行半小时,到路边的报亭上,买一份《深圳特区报》,“不看别的,就看职场招聘版上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然后按照上面刊登的企业地址,把一份份求职简历寄过去”,刘晓燕说,虽然新塘离深圳不远,也不比深圳的很多地方差,但是,自己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是奔着深圳而来的!不在深圳找到自己的位置,怎么能甘心?

一个月只花100元的打工妹

投了2个月的简历,终于等来了回音,深圳龙华大浪的一家台资电子厂通知她上班。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是刘晓燕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连同加班费,她在这家厂的月收入是900元。

“这是多大一笔钱啊!我在老家想都不敢想一个月拿那么多钱”,刘晓燕说,怎么花呢?“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我那时候每个月只花100元钱左右。”也就是说,刘晓燕每个月挣的900多元中,有800多元要攒起来。“不敢与同事出去吃饭,不去逛街,也没什么朋友”,刘晓燕回忆说,其实,好不容易在深圳有了稳定的收入,谁不想享受生活呢,但刘晓燕确实舍不得花钱。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就跟朋友出去玩了一次,去了一个小酒吧,要了一杯椰汁,一看价钱,要18元!太贵了!”从此,刘晓燕再也不敢涉足那些“娱乐”场所,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几乎不花什么钱。有些同事不免诧异,你这是何必呢?辛辛苦苦出来打工,干嘛要这么委屈自己?

那一年,有一部讲述特区打工妹故事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外来妹》,“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长得有点像《外来妹》的主演陈小艺’,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外来妹》”,刘晓燕说,一来没时间看,二来,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外来打工妹。其实,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猜透刘晓燕的心思:“我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成为这个繁华都市的匆匆过客。”

创业本钱,从牙缝里挤出来

就这样以每个月800元的速度攒钱,不到2年,1994年春天,刘晓燕一查存款,已经有了15000元。靠着这笔积蓄,刘晓燕买了7台缝纫机,雇了8名工人,在大浪一间三房一厅的民房里,开起了一个小制衣作坊。一家服装厂的开业对深圳这个服装产销基地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由一个打工妹省吃俭用凑足本钱开办的服装厂,也许这还是第一家。

15000元,本钱是少了点,但刘晓燕只能凑到这么多了,也不想再等了。买缝纫机就花掉1万元,手上仅有的那点钱不知该用来发工资还是用来买材料。第一个订单来自原来打工的电子厂的一个邻居,一天晓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这家公司的老总,希望帮对方做制服,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这批制服换来3万多元的销售额。有了这笔钱,刘晓燕才给手下的员工开了第一次工资。

创业不容易,但是让自己的事业维持、发展下去,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候,哪怕一个微小的意外,都能让企业难以为继。“有一次接单之后,眼看出货的时间就要到了,很多技术骨干却甩手不干,我就拎着几大包礼品,在一片农民房里挨个找,没有电话和手机,也不清楚他们住在哪一门哪一户,就挨家挨户地找,总算找回几名师傅,好不容易把手上的订单完成了。”刘晓燕说,类似的情况,在创业初期三天两头发生,有的至今还让她后怕。

就这样,一个订单一个订单地做,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克服,刘晓燕的服装加工生意渐渐地站稳了脚跟。最初的厂房,是在一个三房两厅的农民房里面,既是工厂,又是仓库,还是员工宿舍,主要业务是承接一些大厂外包的小订单;到了1995年,业务增加,厂房搬到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下面的店面做车间,上面做仓库和办公;又过了一年,公司开始直接承接贸易商的订单来做,工厂也搬到了一处500平方米大小的标准厂房里。

“工厂每搬一次家,生意就往前进一步”,刘晓燕说。到了1997年,她的企业已经拥有200多名员工。

危机,总是伴随着转机

正当刘晓燕的服装加工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时,一场风暴悄然逼近。1998年,刘晓燕接了一单生意,是为一家韩国服装企业做加工,由一家港资企业转包。“出完货之后,货款老是打不过来”,刘晓燕觉得有些蹊跷,几次去对方公司催款,对方总是拖延,最后,干脆找不到人了。这才知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那家公司倒闭,作为中介的港商躲了起来。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

资金链断了怎么行?这笔钱必须追回来。劝说无效,只好诉诸法律。1998年夏天,刘晓燕把那家港资企业告上了法庭。“这件事情正赶上我父亲重病住院,开庭那天,正巧赶上父亲做手术,上午,我是病人家属,在医院签字;下午,我是原告,到法院开庭”,那一天,可能是刘晓燕最忙碌而无助的一天,所幸,官司打赢了,货款追了回来。

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企业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一场严峻挑战,甚至风暴并存。然而每一次刘晓燕都有惊无险地渡过,并且愈“战”愈强。2003年,“非典”来袭,加工企业几乎半年接不到订单。恰在这一年,刘晓燕结束了单纯做加工的阶段,打出自己的旗号“奔霓诗”,在龙华大浪建起了自己的工业园,跻身品牌服装企业的行列。

2008年,金融海啸再次爆发,席卷全球,“欧洲的订单几乎全部取消了”,刘晓燕说,这一次比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但是她历经16年商海浮沉,已经不像上次,一个订单的钱拿不回来就活不下去了。这时候,她的产品已经跻身中国制服50强,品牌服装也开始进入国内一、二线城市卖场。

就在这一年,一家全球知名的意大利服装企业与刘晓燕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开发高档服装品牌。2012年初,又一个新的工业基地在龙华投产……

2007年,央视《财富手拉手》现场,时任深圳市副市长深圳原副市长梁道行与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