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卫星 牟其中的飞天策划是什么 牟其中贩卖卫星是真的吗(图)
服刑16年的曾经的中国首富——牟其中,今天出狱了。博主相信他还会有所成就,一如褚时健。因为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牟其中曾经用罐头换飞机、发射卫星,还曾经试图开发满洲里……他的东山再起,有人怀疑吗?
牟其中的飞天策划是什么
我正式到南德做事是1991年,但我真正走近牟其中是在1994年。那时,他已完成了“飞天计划”,并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发射卫星。在外界看来,他正如日中天,光环炫目。而我看到的,却全是他心中的苦。
我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原万县市)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家有姊妹8个,7个姑娘1个儿子,我是第8个。父母希望多有几个儿子,于是给我取名叫“伟伟”,一个充满男子气的名字。1989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希望能够继续求学,便来到北京找四姐夏宗琼帮忙。四姐当时为南德公司总裁牟其中的妻子,在北京有很多关系。她很快帮我联系到了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建议我学俄语。四姐说,老牟正在策划与俄国人做生意的事,学好俄语,将来在南德大有作为。就这样我进了首都师大俄语系。
但我只读了一年半的书,四姐就建议我退学,她说她在公司工作繁忙,家里孩子无人照料,要我给她照料孩子,以后有机会再去学习。我答应了四姐,可我不愿成为专职保姆,就要求一面照料孩子,一面在南德做点事。四姐与老牟商量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1991年3月开始,我一面帮四姐照料孩子,一面帮老牟做点文秘之类的行政工作。
1991年冬天,老牟正开始实施他的“飞天计划”,当时,我听四姐说“飞天计划”,就是用中国的日用工业品与前苏联交换飞机的贸易行动。当时,在我眼前经过的各种合同书摞起来估计有一米多高。计划刚刚做完,南德就出了“叛徒”,有人一夜间卷走了全部计划方案及合同复印件,逃离南德,妄图跨越南德自己再卖个好价。
眼看成果就要流失,不知老牟怎么“运筹”了几下,就将这一重大盗窃事故安抚就绪。然而,没过几天,又传来“苏联事变”,戈尔巴乔夫下台,政局动荡,此时,老牟先期投入的1000多万元如何收回?公司上下一片哗然,老牟却临危不乱,在公司会上讲,即使苏联发生政变,也不会酿成内战,最多不过是一阵骚乱而已。
果然如此,“飞天计划”按既定方针继续进行。
老牟终于用中国积压的500多个车皮羽绒服、皮大衣、火腿肠等轻工副食品,换回了原苏联的四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的航材,使当年还十分弱小的四川省航空公司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事后,我才知道,老牟的“飞天计划”源于几个航空专家侃大山“侃”出来的思想火花。那天,几个“航家”闲聊着国内外飞机的型号、性能和价格差异,探讨着交易的可能性。例如,苏联同类飞机安全、耐用,只因耗油量大,价格只相当于美国飞机的1/4或1/3。一直在旁听的牟其中,脑子里突然闪过一“念头”,这个生意南德可以做。
这在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计划,南德既没有对外贸易权,又没有进出口权。但老牟知道市场有这种需要和可能:四川非常需要增加飞机运力,但是没有钱购置飞机,当时买飞机票都得提前一周时间预订,此所谓“蜀道难”;银行有钱,但担心“三角债”和资金沉淀,不敢放贷;大量国营企业日用品积压仓库,变不成效益;而苏联飞机过剩却急缺日用轻工业产品。潜在的优势潜在的需要分散如沙,谁能够把他们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只有我牟其中。我委托国家惟一有权进口飞机的机构(支付委托费)代理进出口手续;工商银行认为进口‘图—154’有利润,愿意接受南德为此业务而申请的贷款,同时接受川航提供的担保。于是,南德全力组织国内大量积压物品,委托北京某进出口公司出口。”一系列组合变化,运筹奔波,终于使“飞天计划”顺利成功。
“飞天计划”的成功,使老牟一举成名。1992年,美国《时代周刊》还将他评为“世界十大新闻人物”。南德如日中天,那时老牟在我的眼里,无疑是个大大的英雄,我为能在“英雄”的身边工作感到荣耀。
1994年的一天,老牟突然对我讲,你四姐和我貌合神离,她不敢为南德宏大的事业服务了,害怕跟我再坐牢,现在她好了,和我彻底分开了。这时,我才知道四姐已经和老牟于1993年秘密离婚了。离婚后,四姐仍在南德工作,任南德集团副董事长。老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从此落到了我身上,在处理公司行政事务的同时,我也担任起了老牟的生活秘书。
因为家境困难,四姐只读过初中,并曾和一个工人结过婚,离过婚,但她的坚忍和顽强当时却是出了名的。1980年代初,当我们夏家和老牟合伙做生意——开“中德商店”时,因为被诬告“投机倒把”,老牟被捕入狱一年。因为掌管公司财务,二姐和四姐当时也被抓起来接受审讯,可她们毫无畏惧,说:“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后来果然没事。1985年,由于国家银根紧缩,三角债压跨了中德,欠债160万元。老牟在北京多方求援未果,准备在天安门前点汽油自焚,以引起注目。可当他把这想法写信告诉四姐时,遭到了四姐回信的痛骂。四姐在信里说:“如果真有一天因为公司破产又无力还贷,要以生命来了结这桩冤债的话,我愿意献出这条命,换取你以后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四姐的支持和鼓励下,老牟渡过了难关。患难中,他们也终于走到了一起。
而今,面对正如日中天的老牟,四姐为什么选择了离开?很显然,老牟的风光是表象,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但到底是什么麻烦呢?老牟开始并不和我讲。在外面,他依旧笑容满面,精神抖擞的样子,但一回到家里,就沉默不语,独自发愣,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在我看来他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困难里,却是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无奈。
原来,因为跨国飞机贸易成功,又被美国杂志评为新闻人物,老牟成了中国大陆反“和平演变”势力打击的企业界首选目标。一连串以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出面的无端的打击,使南德掉进了几乎技术性破产的境地。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老牟从来不向外界透露,他当心国际上有人会以此大做反华文章。1973年老牟和别人一起写出《中国向何处去》,被打入大牢判了死刑。虽然1979年12月31日被“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平反出狱,但他再也不敢随意谈“国事”了。他在经商中牢牢掌握前进的大“方向”,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然而“经济做大了也是政治”,他没想到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那时间,他只能“打落牙和血吞”,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更加痛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出面打击我的都是头顶国徽的国家机关,我知道是有人利用了这一点,但谁会听我的申诉?一申诉,首先就得与这些机关对立,似乎就与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对立了,这是我不情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