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全集 《高亨著作集林》的编纂出版和学术意义
高亨先生是我国国学研究和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文字训诂学等诸多领域成就辉煌,在二十世纪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高亨先生的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职志,对中国传
高亨先生青少年时就读于多所学校,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1925年当他25岁时考入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那里他师事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治学方法,并进一步夯实基础,深植根本,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快速地进入了成熟期。
高先生中年以后任教于多所高校,但为时最长、最富人生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晚年在山东大学的教研经历。1953年当他53岁时,经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引荐,高先生执教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和山东大学长达33年之久的不解之缘,他的学术研究从此更加步入了辉煌,成为国内卓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和学者。
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造就了高亨先生,同时高先生也为两所学校争得了无上的荣光。今《高亨著作集林》在高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由山东大学编纂而由清华大学出版,实现了所谓的强强联合,正是对高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作出的莫大贡献。
《集林》是由高亨先生的高足董治安先生主持编纂整理的。董治安先生长期担任高先生的学术助手,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继承、发扬高先生的学术事业。高先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董先生的协助下推出的,其中还有部分著作是两人的共同成果。
早在高先生去世不久,董先生就萌生了为其整理遗集的愿望,并做好了必要的资料准备,从而保证了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有幸和刘心明、刘保贞二君一道,襄助董先生做了少许编校工作,深感高先生的著作对青年学生读书治学关系至巨,称之为国学研究和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的金钥匙绝不为过,故斗胆将在编校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和感想公诸同人,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编纂伊始,首先需要确立收书范围。考虑到规模巨大的《古字通假会典》甫经齐鲁书社出版并一再重印,社会需求已达饱和状态,若再次出版,势必加大出版成本及读者购买负担,故暂不收录,只列为存目。如果将来又有读者需求,则于全书再版时补入。
至于高亨先生的信札,要想收全实为不易;他的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所以信札和诗词也暂未入编。除此之外,高先生的著作和论文概在收录之列。仿王国维《观堂集林》例,定名为《高亨著作集林》。
凡汇收专书十六种,又新辑散见论文十七篇为一种,共十七种,三百四十余万字。高先生所有出版过的主要著作和可知发表过的全部论文,大体已尽集于此。应当指出的是,新编《集林》在注意汇编高先生许多传世名作的同时,还力求对一部分流传未广、此前少为人知的论著能够有所补辑。
如《庄子今笺》原是高先生笺注《庄子》的一份讲义,写于1932年或稍前,1935年曾少量版刻付印,藏版旋毁于战火。此次收载的是1971年日本中文出版社的一个影印本,估计高先生生前也未曾见过。
又如《古韵鱼部原读考》一文,原载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向来鲜为人知,高先生本人也未曾提及;而另一篇《〈先秦汉魏易例述评〉叙》,是高先生1942年写给屈万里先生切磋学术的一份手稿,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迄今没有正式发表过。所以,就收录范围而言,《集林》应该说是高先生学术成就之第一次相当全面的展现,具备了学术全集的性质和品格。
收录范围确立以后,紧接着是对16种专著的底本进行选择。高先生的一些著作,前后出版过数次,一般是后出转精,所以我们确立的原则是,选用出版晚近、内容较为完善,或经过作者、出版社修订过的新版本作底本。编纂整理的重中之重,是保证校对质量,并力争使底本的版本价值有所升华。
因为牵扯到了对原印本内容、文字的改动,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一、尽量不改、少改原印本的内容和文字。二、明显的个别笔误和底本中原来失校的排印误字,一经发现全部改正。
为此,我们查阅了同一书的其他版本,并较多地复核了高先生引用的原始文献。三、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的问题,凡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除极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改动以外,一般都保持了历史原貌。
四、凡高亨先生本人对旧作的修订,我们尽量充分吸收利用,如《诗经选注》,高先生在原排印本上作了全面的润饰,《集林》即依照高先生的修订本整理排印,可视为一个全新的版本。
五、注意尽量保存原印本所附有的有关学术资料,举凡“序言”、“述例”、“说明”、“附录”等,一概不做删动,并酌予编录了一些高先生的批文、按语,同时为各书一一编写了“本册说明”,统供参考。凡此,都使我们有理由断言:与以前各单行本相比,《集林》的版本价值确乎是后来居上的。
整理好的16部书,连同编外论文辑存,根据内容编为10卷。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第6卷全文收入了初刻本《庄子今笺》一书。本书是摘录《庄子》文句加以校雠笺注的专著,高先生在此书基础上做删简、订正,写成晚出的《诸子新笺》中的《庄子新笺》,然而,细审被删削的四十余条释义,仍多有学术参考价值;被订正的若干条目,也往往能够显示作者不断开拓、不断深化的学术追求。
因此,视《庄子新笺》与《诸子新笺》为各自独立的两部著作收入本编,这不仅使得国内学者能在相隔七十年后一睹此书,而且从中可以了解高先生学术思想的演进。本书是董治安先生从日本京都书肆搜购的,其失而复得,堪称一段学林佳话。
煌煌10卷《集林》,再加上《古字通假汇典》,高先生的学术研究论著,实已多达500余万言。他凭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刻苦,最终完成了等身的著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多少个酷暑寒冬里,他“通夜不眠,而兴致淋漓,不感困倦”。正是因为他这种嗜学如命、焚膏继晷的拼搏精神,才造就了先秦学术研究永远的丰碑,这不能不使我们每一个后来者感叹和深思。
我们应当学习高先生的治学方法。他一开始走的就是乾嘉学者重视考据的道路,即所谓“朴学”的道路。他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广泛占有材料,进行细密的抽绎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确然不移。言必有据,论必取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绝不做无根之谈,乃是传统文史研究的正途,在这方面,高先生无疑给我们树立了绝好的榜样。
我们还要学习高先生贯通的治学思路。就一书的研究而言,体例需能前后贯通,文字的训解与理论的阐释需要彼此贯通,高先生的易学研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惊人的发现,无一不得益于立足全书的贯通。就文史哲而言,能够融会贯通,最属难能可贵。高先生在文史哲三科各有精粹的代表作,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当面问他到底是研究什么领域的。高先生以多科贯通,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风范。
我们更要学习高先生的创新精神。高先生凭借他的学养和钻研,勇于提出新见解,开辟新学科,建立新体系。他的论著胜见迭出而令人信服,从方方面面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巨大进步。高先生很多研究成果极富个性化,成为他与学术史紧密相连的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标志。为学贵有心得,贵在创新,才会有学术生命力,是高先生留给我们最有益的启示。
高先生的谦虚真诚,同样散发出无穷的人格魅力。当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商榷和争论时,他首先尊重别人,并将自己的看法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温文尔雅,显示了君子之风。当他在学术上提出新说,一旦发现其有与别人偶同,哪怕自己的发现在先,他也会尽行削去。他十分尊重业师王国维和梁启超,但在论著中常见他与二师的意见相左,表现了他治学的豁达和真诚。
小学根底深厚,一生勤奋好学,继承乾嘉学风,贯通多个领域,努力开拓创新,为人虚心诚实,这就是我们透过《集林》看到的高先生的形象。高先生的学术因《集林》而进一步彰显,高先生的形象因《集林》而集中地凸现,二者在学术总结和影响后学方面,意义可谓同等重要。《集林》的编纂出版,得此双效之功,注定了它必将成为学术史上永久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