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鲁迅 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
关于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我在1981年第2期和1986年第3期的《绍兴师专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鲁迅保存的不是《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而是给党中央的信和其他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是胡逸民带给胡子婴,由胡子婴交宋庆龄保存,再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的。经过激烈争论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后,也就不再关心此事了。而关于这事,去年我连续看到三五篇“炒旧闻”而又随意编造的文章,才又重读了周国伟、史伯英先生十年前发表的《鲁迅与方志敏在狱中信稿新探》一文(《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感到他们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但对鲁迅与方志敏信稿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讲清。所以想与周国伟、史伯英先生商榷。
一、鲁迅两次收转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
我在81年的文章中曾以确凿的史料说明:“1935年7月鲁迅从内山书店转收的给党中央的信肯定是程全昭送出的”,但周国伟、史伯英两先生把我的“肯定”说成“推测”,并说我的说法“有悖于历史的真实”,而提出是由胡逸民递送的,“时间在9月中、下旬”,“内容主要是三封信:给党中央的信、《遗信》、给鲁迅的信”,“传递途径是:方志敏———胡逸民———向影心———上海内山书店———鲁迅(胡风、吴奚如)———冯雪峰、潘汉年。”从这“途径”就可看出,是他们否定鲁迅收转过程全昭递送的方志敏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是他们自己把前后两封信混为一谈了。
其实,我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均谈了鲁迅两次收转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的事。
第一封的传递经过,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说得非常详尽,今简述之:
高家骏肯定地对我说,方志敏因在江西无法与党联系,想自己越狱又不成,而当时情势又十分危急,所以在6月下旬初,与高家骏商量,以为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党中央报告,通过社会营救,请宋庆龄、鲁迅等出面发起一个营救他的运动,所以叫高设法去上海送信。当时方志敏交给他四封密信,一封是给党中央的,用纸包好的,另三封分别给:宋庆龄、鲁迅、李公朴。
程全昭在给我写的材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她把给党中央的密件和给鲁迅的信送到内山书店是绝对不会错的,时间是7月上旬。
胡风回忆:“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给我看,我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胡风用碘酒擦后果然显出字来,“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信上的内容是:请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胡风把给党中央的信给吴奚如。(见《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
吴奚如回忆:“有一天,胡风拿着若干张白信纸匆匆跑来找我,说是鲁迅先生收到内山书店转给他的信”,胡风显影后一看,“原来是方志敏托人送来的”,“那信是请求鲁迅约孙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上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吴奚如还说:“我留下了给中央的报告”。(《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四人回忆完全一致,并互相衔接,第一封信的时间是6月底7月初,内容是关于营救的事,传递人员高家骏——程全昭——内山书店——鲁迅——胡风——吴奚如,是由胡风显影接收的。与冯雪峰、潘汉年无关。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