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饿死 杨继绳 饿死3600万是怎么得来的

就在杨继绳上大学的这一年4月,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终于上报到中央。根据毛的指示和周的安排,大批粮食被调拨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运动。

毛对信阳事件的定性被写进文件:“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1月,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文件精神。

看见死了那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信阳地区发生了什么?1960年的杨继绳一无所知。直到1999年9月,他在新华社同事帮助下,找到了健在的当年地委、县委干部,走访了农家,在那棵埋过许多人的树下站了一会儿,听当年吃过人肉的生产小队会计面色平静地讲完他所经历的那部分,又费尽周折,查阅到当年保存下来的资料,才基本弄清。

至于那些先瘦、后浮肿、再瘦、最后咽气的断粮社员,如今都安静地化在两组数据里:死亡率、绝户率。信阳地方志上写着:48.3万人;信阳地委当时递呈省委的报告上写着:38万多人;杨继绳说,他查到的数字是一百多万人。

做独立思考的记者 1966年,杨继绳大学毕业,“文革”开始。他跟上百万的青少年一道,投入大串联。一年后,新华社到清华招一名工业记者,要求出身好、是党员、会写文章。1967年12月,杨继绳去新华社报到。

两星期后,他跑回清华分配办,跟老师说不想当记者了,因为那完全不是他想象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生活。接受了一番思想工作之后,他选择到天津分社去跑工厂。 杨继绳对六七十年代天津的机械行业如数家珍。

从原材料怎么进厂,一直到产品怎么出去,他都要搞个通透。在许多工厂,他能画出工艺流程图。同时,他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 当记者的第一个10年,他跟着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曾创下一年发14个头版头条的纪录。

现在,杨继绳说这10年写的稿,九成应当烧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但有两篇稿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讲的是“文革”期间天津经济的不良状况。

前一篇得到毛、和周、的批示,随即中央发文件,令全军退房。第二篇也受到领导人重视。 第二个10年,杨继绳要求自己“尽可能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然而有时也不得不跟一跟潮流。

第三个10年,杨继绳打定主意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虽然有无数活教材摆在面前。最早的一个叫万尚君,比他高一届的中学同学。“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他后一届的第一名,所以很熟悉。

他读书多而勤于思考,就因为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当时才17岁。” 但他也牢牢记得1950年批斗地主恶霸的会上,当有人上台诉苦或将被斗者暴打、进而“拉出去毙了”的时候,父亲始终一言不发。

后来父亲告诉他: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是都有冤屈。 他说,讲真话,求真理,做记者该做的事;无所求,无所惧,自立于天地间。业务上,他想做有学问的记者,“国外不是有学者型、研究型记者吗?我不要写那些肤浅的东西。

” 从1990年代末起,他利用工作之便,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想为父亲那辈人立座墓碑。在他的家乡,当了大官荣归故里的,都好为祖先修气派的墓碑,只不过地点选得好,每逢重大工程,免不了先列入迁移名单。

“我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即使人没了,这个文字碑还留得住,留在图书馆里。”杨继绳希望能在一些当年死亡密集性高的县与省城,树立起饥荒纪念碑。

秋天的午后,阳光碎金子般洒进“客厅”,少男少女在爆笑,在眉目传情。 杨继绳在讲不知哪年的故事:为了看到那些层层把关的寂寞的资料,他得清早去赶6点半的长途车,再花5块钱,请路上的骑车人驼着他再走一段。

然后是介绍信、往返传真、指令、召唤,然后是用提供的纸和笔在摄像头下抄写。有8天,他整整抄了120多页,然后上交,等待审查。一周后,通知去取,发现抽走几页。再然后,归入另一个资料室,用时去取……一个退休老头的体力活儿。

问题出在两个地方:制度和理想 人物周刊: 3600万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 杨继绳:我首先参考的是国家统计局当年的统计,接近1700万。根据各省的统计资料汇总,是2100万。

1980年代初,西安交大的蒋正华等人承担过一个国家课题,算出来跟统计局几乎一模一样,1700万。 国外几个学者有过修订,我看了,他们有3个支撑点,就是我们国家的3次人口普查,他们就从这3组数据来推断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像美国的班(美国人口学家JudithBannister)算出来是2987万;科尔(美国人口学教授Ansley Coale)算出来是2481万;还有法国的卡洛(法国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卡洛GerardCalot)算出的是2850万多一点。

他们3个,都是从1958年底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 国内论文我主要看了3家,金辉、王维志和曹树基。王维志早年在莫斯科学统计学,后来在公安部专门搞人口统计,我们见过几次,讨论过;曹树基是做历史人口学的。

这3个人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但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在3250万-3500万之间。 但1958年底之前农村就出现情况了,1961年之后还有一个渐缓的后续,这两部分从来没有算过。

所以,我算出的是在3500万-3700万之间,取中间数3600万。 数字的误差原因很复杂,比如当时有的公社大食堂还没取消,家里少了一口人,不报,指望可以多领一份口粮。

我访过一个妇联主任,她们那里当时60%的妇女不来月经,20%-30%的妇女子宫下垂,一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从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因为饥饿,少出生的人口也是一部分。

人物周刊:我母亲1960年代初在浙大念书,她说当时没怎么挨饿,粮食定量只从每月30斤减到26斤,学校伙食挺好的,但回到上海,发现家里吃茄子干、梅干菜,没油炒菜了,才知道国民经济困难,但没听说谁饿死。

城里的情况好像跟农村不太一样? 杨继绳: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除个别地方,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里人感到不够吃是从1959年的下半年才开始的,大约有10个月的时差。

所以当时,大批农民涌进城里,民间叫“逃荒”。 农村情况好转大概是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大约在1962年下半年,时滞差不多有一年。所以在1961年底,城里人反而羡慕农民了,就有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

1962年,民间不是流传过“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嘛。 1960年9月进清华大学之前,我在老家县城已经饿了20个月了,进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

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

所以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3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两头都赶上了,等于挨了四五年的饿。 人物周刊:一些公开出版物里,记录了另一些情况。譬如当时的政协委员,有专门配额到政协的内部商店去买东西。

叶企孙先生当时就把配额都买了苹果,每来一个学生或同事,就送4个苹果。他看到有学生浮肿,就拿出“特供”牛奶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但这点牛奶你一定要喝下去。

” 杨继绳:1961年的11月和12月,中央发过两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第一个文件规定了三类人的特需待遇,政协属于第二类(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报告的批转按语中还有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因为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自觉。

第二个文件扩大了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高级干部增加了每月5斤大豆,但没再提“党内严党外宽”。

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神秘,一般百姓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当时中国特权阶层的一个符号,所以在“文革”中首先成为冲击和批判的对象。 其实当时即使享受到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在京的123位著名专家进行过一次健康调查(包括朱光潜、林巧稚、华罗庚、马思聪等),调查结果是: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

人物周刊:听说当时发明了一种叫代食品的东西? 杨继绳:五花八门,人类的聪明才智全部用上。在农村,稻草、玉米秆、白鹭屎、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把玉米秆外皮去掉,放在大锅里炒到干焦,用石碾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成粉,掺上30%的红薯干面,就能做成窝窝头;白鹭吃鱼,屎是青白色的,不臭,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城里呢?动员养“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里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能吃,据说含有蛋白质。

还有一种智慧。当时许多人饿得浮肿,叫“肿病”;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叫“妇女病”。

1961年2月1日,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饥饿导致的病态和其他常见病混在一起,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 四川某地委随即报告说:“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当时,资中县还用民间偏方治疗肿病: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复发,无负作用”。

人物周刊:您也分析过制度成因,是不是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慢慢把思路打开了? 杨继绳:慢慢就明白了:问题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制度,一个是理想。 除了信息的虚假,传递的迟缓、波折、低效,下情不能上达,整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在那样一个制度框架里面,最高领导人的行为有自觉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任何人都无力跟那个制度抗争。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顺理成章的。 制度是一个“范”,就像浇铸铸件的模子。

不管多硬的金属,只要化成液体浇进模子,出来都是一个样子。 造成惨剧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不是说它必然带来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面对灾难,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人物周刊:那些饥饿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是什么支撑您把它们一个一个记下来的? 杨继绳:对,因为在同一个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是同体同构的。

浙江一个农民跟内蒙一个农民,每天同样下地,开一样的会,喊一样的口号,交一样的粮,都是一个模式。制度进入每个人的头脑、肠胃,进入夫妻生活,基本每样都管到了……我也考虑到会不好看,朋友们就鼓励我,没事,《古拉格群岛》也不好看,全是数字。选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