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杨绛 “杨绛”的成名与李健吾先生

已逾期颐之年的杨绛先生,驾鹤远行了。

一团温润的生命之火萎灭了,一道奇丽的文化风景消逝了,一朵馨香的生命之花萎谢了。闻之不禁怅然凄然。

杨绛先生是世所敬仰的文化巨擘,与其夫钱钟书先生堪称闪耀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天穹中的“伉俪双子星”。余生也晚,不甘于仰望而生亲近理解之心,购来杨绛伉俪的大著,反复啃读滋神养气。尤喜杨绛先生晚年乃至暮年的小说、散文,那种洞悉世态人情的智慧感喟,深厚蕴藉淡远的文化风骨,平实简约洁净的文笔文风,超越悲凉而达观的人生境界,忍辱精进、执著前行的高洁人格,令人感佩,给人力量,更催人奋进。

杨绛先生晚年企慕苏东坡 “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人生境界,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晚生有幸,曾与杨绛先生有过“一信之缘”——— 悠忽之间已二十六年了。那是1990年5月的事,杨先生年近耄耋(79岁),我26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岁。

我因研究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文学评论家和法国文学专家李健吾而与杨绛先生通信。我在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李与杨绛夫妇有多年的交谊。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沦陷的 “孤岛”时期、抗战后的上海与杨绛夫妇时常过从。

李后来回忆,“他(指钱钟书)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交往由上海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长时间“住在一个大楼”。

李健吾于1982年去世,交谊近40年。据杨绛回忆,是陈麟瑞、李健吾鼓励她写剧本,这就是她的处女作亦即成名作《称心如意》。剧本由李健吾推荐给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导演,“李先生自己也粉墨登场,饰剧中徐郎斋一角。

这真是太称心如意了。”《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出版时,杨绛特意为之题笺并署 “杨绛敬题”(杨绛的题笺至今罕见)。我据此认为钱杨夫妇应当知晓李更多的生平事迹。上世纪九十年代,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名声正如雷贯耳。

踌躇再三,我还是斗胆向钱杨夫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教,但未敢奢望能得到他们的惠书。结果却令我喜出望外。199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杨绛先生的亲笔信。她用端庄娟秀的字体这样写道:

勤国同志:

你好!你的信昨天才由所(指杨绛先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蒋注)里的同志转来。李健吾先生是我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大学里毕业早四五年便是长一辈),没有同过学。我写剧本,曾受他鼓励。但钱钟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

我和李先生曾是同事,但对他的生平,可说一无所知。记得四人帮得势时,他忽对我说:“我的丈母是贫农出身”。(他丈母是我同乡,且有远亲)。我说:“绝不可能。

”他和我从社科院办公处一同步行回宿舍(20-30分钟的路),一路争辩——— 当然是友好的辩论,末了他说:“我的事,你知道什么?”我想想他的话很对。他的生平,我实在一无所知。我只能说说他的为人。

他自奉甚俭,工作勤恳,对贫困的亲友很重“哥们儿义气”。他是好丈夫,对妻子(我的同学)笃爱体贴,对子女是十足的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好大言,吃了亏或上了当就“打肿脸充胖子”,朋友都说他天真。我们所知,仅此而已。专复。即致敬礼杨绛五月九日钱钟书 同候

信函不长,文笔简净而富含意蕴,传递并透露出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是他们夫妇很尊重李健吾先生,称李为“先生”和“前辈”。学长并不一定称前辈,李不过年长他们夫妇四五岁而已;二是她写剧本,曾受李健吾鼓励;三是她与李健吾丈母是同乡和远亲,与李妻是同学,学长、友情外另加一种亲情;四是用一路争辩和“好大言”对李健吾为人的真诚侠义、慈父特别是天真性格做了极简洁而形象的描述,有赞赏也不无某种谐趣,足证他们之间的家庭是熟悉、往来密切而亲切的;五是似乎刻意地以带有澄清某种历史事实的意味说明一个历史事实:但钱钟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

一个“但”字,语气陡转,费人琢磨。学界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郑、李联合主编的啊!

据我爬梳剔抉相关资料研究的结果,杨绛先生关于钱钟书《围城》与《文艺复兴》的叙述是偏颇且片面的。《文艺复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实际的编辑就是郑、李二人。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设计的。

《围城》从1946年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开始连载,李健吾编辑后在《编余》中特别指出:“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向读者介绍。”这是《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建国后第一次重印 《围城》,畅销一时。钱钟书先生亲笔签名赠送李健吾新版 《围城》。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 《重读 〈围城〉》,回忆了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交往并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文艺报》是最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报刊,常理而言,钱钟书杨绛夫妇必定会注意到李健吾的这篇《重读〈围城〉》。或许是他们对李健吾的某一事实叙述有所异议,故而有“但”字委婉地表达某种隐曲。但这是一个或许无解的结论罢。

杨绛开始写作剧本,受到李健吾等的鼓励。“杨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剧坛乃至文坛同样与李健吾有关。杨绛原名杨季康。《称心如意》即将发广告排演,李健吾电话催问如何署名,她担忧一旦失败会出丑,就决定以“杨绛”署名。

1943年《称心如意》在“孤岛”上演一剧成名,她的本名“杨季康”反而被世人淡忘。“杨绛”初期的名声大振更离不开李健吾不遗余力的推介。李健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剧场具有“剧场盟主”般的号召力。他撰文赞美杨绛的喜剧创作,称赞她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且亲自粉墨登场,更使杨绛名震一时。

杨绛趁热打铁创作了 《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都获得良好票房和反响。杨绛一家困窘的生机就此解决。那时的人们介绍钱钟书时,通常会说“这是杨绛先生的丈夫”,恰与八十年代相反。

钱钟书杨绛夫妇的精神世界是丰富深邃的,他们的学术、人格、境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王安石语)。我在仰望之际,幸得大师一函墨宝,自当珍存,时时咀嚼,以滋养精神,强我魂魄!